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冬季“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月令》包含三個層面：

第一，以春夏秋冬四時為序，系以十二月，四時十二月各有其氣候特徵，並有不同的神明主宰和象徵物；

第二，要以天子為首，順應天時，佈政施令；神事、農事、工事、兵事、民事、刑獄，應與四時十二月相對應；訓誡、教化、禁忌，要依順自然；

第三，政令失時，必將招致自然的回應，表現為天災人禍。

古代帝王極其重視《月令》，在詔令中一再強調遵守《月令》、順應天時的重要性。

如西漢成帝詔曰：“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慾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成帝紀》）

再如東漢安帝詔曰：“《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安帝紀》）

《禮記》中還有很多精彩的小故事，這些小故事至今讀起來，仍能從中得到許多教益。

如《檀弓》中“曾子易簀”的故事，反映了儒家的生死觀：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曾子臨死前要求換掉華麗的臥席，卻不是出於慳吝，而是以言行維護他所信奉的“禮”。為了維護自己的信念，他慎終如始，嚴於律己，直至去世。

曾子換席子的做法雖不可仿效，但他的精神大可借鑑。常言說：“正人先正己。”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否則便不會有說服力。

做人的嚴謹應當體現在遵守規則上，尤其是細小的事，更能見出真精神。精神源於信念，信念是對自己所確認的價值和意義的執著追求。沒有信念做支撐，做事情就不可能始終如一。

還有“苛政猛於虎”的故事，反映了儒家仁愛的政治主張：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同軾）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丈夫的父親）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了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寧願與老虎為伴，死於虎口，也不願去接受暴虐者的統治。

故事用反襯方法烘托出政治的殘暴專橫，不堪忍受。這種水深火熱的狀況也許有點誇張，卻道出了一種現實：人類有時比獸類還要兇殘，比食人野獸還要殘忍。

黑暗和殘暴有如一面鏡子，它可以讓人們從中看到人性的醜惡和兇殘，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

三、儒家的理想境界

《禮記》反映思想理論的篇章，主要有《禮運》、《禮器》、《學記》、《樂記》、《大學》、《中庸》、《儒行》等，另外有借孔子答問而發揮儒家學說的篇章，如《曾子問》、《哀公問》、《表記》、《坊記》、《孔子閒居》、《仲尼燕居》等。

在這些篇章中，有孔子後學不同派別思想觀點的留存，也有墨家、道家、農家、陰陽家等先秦諸子百家思想學說滲透的痕跡，從而反映出《禮記》輯成的時代是一個對儒家各派求同存異，對諸子百家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時代。

《禮運》篇通論禮的本原和禮制的演變，強調以禮治天下。禮有“經國家，定社稷，利後嗣”的功能，“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其中關於大同世界的論述，展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境界。

開篇託孔子之口，首先描述出一個理想的“大同”社會：“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