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

關於《禮記》的作者，學界頗有異說。唐代經學家、訓詁學家陸德明認為，《禮記》是孔子門徒“七十子”所撰，後人又有損益。他在《經典釋文序錄》中說：“《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故《中庸》是子思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

唐代經學大家孔穎達支援陸德明的觀點，認為《禮記》作者與孔子密切相關，蓋七十二弟子所為。他說：“《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至孔子歿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之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為《記》也。”

也有學者認為，《禮記》是西漢的作品。如魏國張揖在其《上廣雅表》中說：“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唐代徐堅則在《初學記》中稱：“《禮記》是西漢禮學家後蒼所撰。”還有學者認為，《禮記》的基本材料雖出於孔子門徒“七十子”，但經過了漢儒的加工或竄亂。

現代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沈從文，從周秦兩漢墓葬所反映的制度判斷《禮記》的年代。他說：“所發墓葬，其中制度，凡漢代者，以《禮記》證之皆不合，凡春秋、戰國者，以《禮記》證之皆合，足證《禮記》一書必成於戰國，不當屬之漢人也。”（《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

近年，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出土一批儒家文獻，其中《緇衣》一篇與今本《禮記&amp；#8226；緇衣》基本相同，此外還有《性自命出》一篇，文中“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等語，與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意思一致，證明沈約“《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的說法大致可信。

更有趣的是，在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一批走私出境的戰國楚竹書中，不僅有《緇衣》、《性自命出》篇，而且還有《小戴禮記》中的《孔子閒居》和《大戴禮記》中的《武王踐阼》篇。據此可以推斷，“通論”各篇當如班固所說，是“七十子後學所記者”。

二、古人的文明準則

《禮記》二十卷四十九篇，包涵了從孔子到孟、荀各家各派的論著，內容駁雜而豐富，對研究古代社會狀況、文物典章制度及法律實踐活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其中不少名篇，都是上可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下而及於修身齊家、民生日用。

如《曲禮》篇，記錄了先秦儒家關於各種禮儀制度的言論，目的在於繼承和發揚禮教，使人們的言行符合禮教規範。

“曲”指細小的事，“禮”即行為準則。“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它告訴人們，凡事要保持中間態度：既不能不及，又不能太過。這種態度叫作“中庸”。

做人，保持中庸尤其重要，而且具有很大的實踐價值，也是修身養性的主要內容。

內心要莊重矜持，但又不能過分，過分便成了傲慢。慾望可以得到正當的滿足，過分則走向放縱。在任何時候，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達到頂點，不能走向極端。這樣，才能在上下左右的關係中和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站穩腳跟，有所作為。

這種觀念體現了儒家對人生的基本態度。它是積極的、現實的、進取的，同時又是謹慎的、保守的。千百年來，它對塑造中華民族的人格心理起過重要作用，產生過深遠影響，是人生修養的重要思想資源。

無論人們如何評價這種人生態度，事實上它已深入到了人們人格心理的深層結構之中，人們早已習慣於按這種方式來待人接物，習慣於尋找歷史的和現實的例證來證明傲慢、縱慾、自滿、享樂的有害，以及保持中間狀態的成功；也習慣於以此來品評他人，要求他人。這種傳統，恐怕難以改變。

再如《月令》篇，記述了四季的政事。“月”即天文，“令”即政事。它按照四季的時令記述政事，並歸納於五行相生之中。四時的變化不僅受制於太陽，還受制於五行。既帶有“天人合一”的色彩，又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左傳&amp；#8226；襄公二十六年》）的制度化。

如春季“省囹圄，去桎梏，勿肆掠，止獄訟。”夏季“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秋季“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