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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醫生出診的這一家，原來是在佈列斯特街的盡頭，靠近特維爾城門。

那是一棟式樣早已過時的磚砌的營房式建築，院子在裡面，有三層木走廊連通沿後院牆排列的房屋。

這兒正在召開全體居民會議，有區蘇維埃來的一位女代表參加。突然間來了一支軍事巡察隊，要檢查經過允許儲存的武器，未經允許的要沒收。指揮檢查的隊長請那位女代表不要離開，保證說檢查用不了多長時間，完了事的居民們陸續回來以後，中斷了的會議很快就能繼續。

醫生來到大門口的時候，檢查已近尾聲，下一個該輪到的住戶就是請他看病的那一家。在一條走廊的樓梯口放哨計程車兵，揹著用繩子挽住的步槍，無論如何也不讓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進去，可是巡察隊長介入了雙方的爭執。他沒有給醫生製造困難，同意在他診治病人的時候檢查暫停一會兒。

接待醫生的這家年輕的主人溫文有禮，他那沒有什麼光澤的微黑的臉上，襯著兩隻烏黑憂鬱的眼睛。妻子的病，即將開始的搜查，以及對醫學和醫務人員超乎尋常的尊重——這些都讓他非常激動。

為了減輕醫生的負擔和節省時間，主人想盡可能把話說得簡短，但正是由於這麼著急反而講得又冗長又雜亂。

住宅裡的陳設是奢侈品與便宜貨的混雜物，顯然是為了讓迅速貶值的錢有個牢靠的去處才匆忙購置的。配不成套的傢俱也是用湊不成雙的單件充數的。

這家的主人認為他妻子是由於驚嚇得了神經系統的病。他抓不住正題，繞來繞去講的是有人很便宜地賣給了他們一座壞得早就不能走的老式八音鍾。他們是當作一件稀罕的鐘表工藝品買下的（男主人還把醫生領到隔壁的屋子裡去指給他看）。夫婦兩個甚至不相信還能不能修好。可是這座多年沒上發條的鐘突然自己走了起來，裡面的那些小鐘奏了一段法國的小步舞曲，然後又停住了。做妻子的嚇壞了，說是敲響了她生命的最後時刻，現在就這麼躺著說胡話，不吃也不喝，連他這個做丈夫的也認不出來。

“您認為這就是神經受了震動？”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問話的口氣是帶著懷疑的。“帶我去看看病人吧。”

他們走進隔壁的房間，屋頂上掛著技形吊燈，一張寬大的雙人床的兩邊擺了兩隻紅木矮腳凳。床的一側躺著一個身材嬌小的女人，毯子蓋過下巴，露出兩隻黑色的大眼睛。一看到進來的人，她搖著從毯子下面抽出來的兩隻手要趕開他們，寬大的睡衣袖子一直滑落到膠窩。她認不出自己的丈夫，似乎也不覺得屋子裡還有人，接著就開始輕輕地唱起～支不知是什麼名字的憂傷的歌。歌聲是那樣讓她顧影自憐，接著就哭了起來，像個孩子似的抽抽搭搭，請求允許她回到什麼地方的家裡去。醫生不論從床的哪一邊想走到她身邊，她都不讓檢查，每次都把後背掉過來。

“應該給她檢查一下，”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說，“不過就這樣我也清楚了。是斑疹傷寒，而且症狀相當重。她受的痛苦可不算小，夠可憐的。我建議送她到醫院去。這倒不是為了給她提供什麼方便，只是在發病後的幾個星期必須有經常的醫療照顧。您能不能保證搞到交通工具，找個出租馬車車伕或者至少請個院子裡的搬運工，好把病人送去？當然，事先得把她好好裹起來。我馬上就給您開個就診證明。”

“可以。我盡力去辦。不過請等一等。莫非真是傷寒病？這太可怕啦！”

“很遺憾，就是。”

“要是把她送走，我害怕失去她。您能不能儘可能地增加出診次數，在家裡治療？我可以給您任何一種報酬。”

“我已經跟您說清楚了。重要的是不間斷地對她進行觀察。請您聽著，我有個好主意。哪怕是從地底下您也要找個馬車伕來，我給她開個就醫證明。這事最好透過您這裡的住宅委員會去辦。證明需要蓋章，還有其他一些手續。”

經過詢問和檢查的居民披著暖和的披肩，穿著皮大農，一個接一個地回到居委會所在的這間沒生火的房子裡來。這裡原先是存放雞蛋的庫房。

房間的一頭放了一張辦公桌和幾把椅子，這當然不夠那麼多的人坐。於是，另外在四周底朝上擺了些長條的空雞蛋箱子代替長凳。這種箱子在屋子的另一頭一直堆到了天花板。那兒的角落裡，碎雞蛋的蛋黃粘成一論培地凍結在牆下。一群老鼠在那裡叫著亂竄，有時候跑到空著的磚地上來，然後又藏到那堆碎雞蛋渣子裡去。

每逢這個時候，一個全身長了一層肥油的大嗓門兒的女人就尖叫著跳到一隻箱子上。她賣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