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東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參奏張居正和馮保中受到萬曆皇帝的寵幸，並得到首輔張四維的青睞。正當他們青雲直上之時，卻遇到了以前的勁敵申時行。他們每個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時行，不但前程無望，後果也不堪設想。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他們才冒險進諫，想不到制敵未成反遭敵擊。對於這次的失敗，他們自然不會善罷甘休，既然陣勢已公然擺開，就必須殺個魚死網破。他們在悄悄等待時機。

時機終於來到了。

8月27日，在寶城西北角的地下發現了大石塊。這是一種不祥的預兆。

如果說上次的疏奏過於直白，那麼現在證據在握，正是扳倒申時行的絕好時機。於是，李植、江東之、羊可立會同欽天監張邦垣立即向皇帝陳奏實情“壽宮有石數十丈如屏風，其下皆石，恐寶座將置於石上”。並提議寶城地址前移，以躲過石塊。

萬曆閱奏，大為震驚，急令徐文璧、申時行前去察看。8月29日，二人看畢回京，向萬曆陳奏：“寶城西北地下確有石頭，陵址是否前移請皇上酌定。”

萬曆心急如火，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禮為藉口去天壽山了，而是直接了當地傳旨說：“朕閏九月初六日再閱壽宮。”

閏九月初八日，萬曆皇帝草率拜謁完長、永、昭三陵以後，即去大峪山閱視自己的壽宮。

此時定陵興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馬房和西井兩廡之外，其他磚石物料，在壽宮現場堆積如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萬曆在閃念間諭令更改陵址，將會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更為嚴重的是，山陵選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時行起了關鍵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著他們嚴重失職，也進一步給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後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時行不愧是政壇老手，在這緊急關頭，立即串通禮、工二部尚書，一齊向萬曆陳請不必再更改陵址。但萬曆對此卻不予理睬，形勢進一步惡化。

第二天，萬曆皇帝在黃山嶺、寶山、平崗地、大峪山之間親自往返閱視兩次，仍下不了決心。在這緊急關頭，申時行拿出看家本領，再次向皇帝陳請不必再改陵址，並針對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頑石”的詞句辯駁道：“李植等說青白頑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頑或帶黃黑者，方為之頑。若色青白滋潤，便有生氣，不得謂之頑矣。”萬曆琢磨再三，終於同意了申時行的申請，並傳諭旨：

“朕遍覽諸山，惟寶山與大峪山相等。但寶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憲宗茂陵）之間，朕不敢僭越，還用大裕山。傳與所司，興工事無輒改。”

徐文璧等人一聽“無輒改”，緊張的心情才平靜下來。由於申時行力挽狂瀾，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團，再次站穩了腳跟。

李植等人見皇帝“無輒改”陵址之意，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決定孤注一擲，冒死再向皇帝陳請。說“宮後鑿石數十丈如屏風，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則寶座安徹石上，實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見大勢已去，急忙見風使舵，由先前上疏寶山最吉，立即改為：“大峪之山萬馬奔騰，四勢完美。殆天秘真龍以待陛下”

這紛繁的角逐以及反覆無常前後不一的態度，搞得萬曆心煩意亂十分惱火。即召申時行至行殿問道：

“茲事朕自主張，而紛紛者何？”

申時行趁機以解釋為名，在反對派的背後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選於己，沽名釣譽，以示於後。”

萬曆一氣之下，渝令李植調外地任職，柯挺奪俸三個月，張邦垣因對地下有石塊大驚小怪，奪俸四個月。

為避免群臣再度紛爭，萬曆傳渝：

“今廷臣爭言堪輿。彼秦始皇葬驪山，亦求吉地，未幾遭禍。由此觀之，選擇何益？朕志定矣，當不為群言所惑。”

從1583年2月4日，祠祭署員外郎陳述嶺等人開始踏勘，到1585年閏九月初九，萬曆諭令陵址“無輒改”為止，歷經兩年半的時間才把陵址最後確定下來。

輝煌的陵園

四百年後的今天，人們走進這座陵園，所得到的第一感覺依然是它的輝煌與壯麗。面對一塊塊雕刻精美的巨石和華麗壯觀的地下宮殿，感嘆之餘，不免對當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藝而感到驚詫。因為它幾乎囊括了中國古代建築風格與藝術之精髓。這是中華建築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傑作。

興建定陵的建築物料，主要是城磚、巨石、楠木和琉璃製品。由於陵墓規模宏大，工藝要求十分精細，所以對建築物料的選驗就顯得格外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