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期的30年之內。由於文獻記載，從盤庚遷殷到商代滅亡，其間不足300年，張培瑜在天文計算中，將這段時間前後延長200年。於是，以“日界”從半夜開始，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間，可排出在中國全境包括安陽在內的44個城市可見的日食情況和月食表。月食表詳細列出了安陽的見食情況。結果標明，在安陽可見的月食中，自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300年中，只有一組年代既符合卜辭干支，又符合月食順序，且這個結果正好在武丁中晚期的30年之內。具體資料如下：

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

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

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

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

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

關於“己未夕■（向）庚申”月食的精確時間，張培瑜的計算結果是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22點51分。但是，甲骨學家常玉芝卻另有別論，她認為“日界”應從天明開始，並以此推算出“己未夕■（向）庚申”月食發生在公元前1166年8月14日早晨5點之後。這個結果同張培瑜的推算相差26年。

盤庚遷殷與列王的年代

鑑於甲骨五次月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夏商周斷代工程曾幾次召集相關的學者進行討論。在討論中，學者們對“日界”的問題以及“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格外關注。“工程”首席科學家之一席澤宗，曾向學者們介紹了天文史學家江濤所著的《論我國史籍中記錄下半夜觀測時所用的日期》一文。按此文的觀點，在中國的史籍中，記載下半夜觀測，85％用的是上一天日期，15％用的是下一天的日期，如果用的日期是下一天，則絕大多數天象出現在本地時間3時之後。席澤宗認為此文頗有道理，並傾向於“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是一次帶食而沒的月食，這樣，常玉芝推算的1166年最可取。另有學者範毓周也有相同的看法，並認為“日界”問題應重視民間傳統，以雞鳴為日始，春夏秋冬有差別。同時，劉一曼、曹定雲、葛英會等學者也主張商代的“日界”應定在天未亮到日出之時較為合理。也就是說，常玉芝的推算結果是可取的，而張培瑜的結果不可取。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8）

參加“工程”的古文字學家黃天樹根據對甲骨文的研究，認為“旦”之前的“夙”應該是新的一天的開始。裘錫圭也認為，一天的開始至少不會晚於夙。也就是說，“日界”不會是在天亮之時。

按張培瑜的解釋，月食的時間計算，涉及地球自轉改正值的取值，他所推算的食甚在夜裡22點51分的結果，採用的是過去通用的地球自轉改正值。如果採用現在新的地球自轉改正值，月食時間應該推後2個小時左右，這樣就更符合月食發生在兩天的分界之時。以此推算，常玉芝所主張的早晨5時之後，已成為晨7時或者8時左右，已經是天大亮且太陽昇起的時候，很難說是上一天和下一天的過渡階段。

古文字學家裘錫圭認為，從字型上看，五次月食的距離不應該拉得太遠，應在30年以內較為合理。常玉芝的五次月食推算，有將同一貞人拉得過長的問題。

就以上兩種不同的結果，經古文字學家和天文學家反覆論證後認為，商代的“日界”應從半夜開始，“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是發生在己未夜並向庚申的前夜過渡的一次月食，天文推算結果應以張培瑜的推算為是，即商代武丁晚期到祖庚二王之間所發生的五次月食在公元前1201一前1181年共20年這個時間框架之內。

至於武丁在位年代到底屬於哪一個時間段的問題，根據《尚書·無逸》、古本與今本《竹書紀年》、《太平御覽》、《皇極經世》等文獻可以看到下面的記錄：

從以上四種記載中可以看出，武丁在位59年應是可信的。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1）如果“乙酉夕”月食在武丁末年，那麼，武丁在位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239—前1181年。（2）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麼，武丁在位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250—前1192年。

因武丁在位的年代不會超過公元前1400—前1160年的範圍，而在此範圍內，“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只有公元前1192、1166年兩種選擇，“甲午夕”月食最早為公元前1229年，所以，張培瑜等研究者認為，即使不採用根據新的甲骨分期分類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