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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董作賓、德效騫、周法高等學者外，關於卜辭中的“■”字，學者們還有多種解釋，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常玉芝在其所著《殷商曆法研究》中搜集的材料看，不同的解釋有十數種。但這些解釋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無法在學術界達成共識。真正對“■”字給予正確釋讀和考證出其含義並在學術界取得共識的，當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裘錫圭。

1993年，裘錫圭在其發表的論文《釋殷墟卜辭中的“■”“■”等字》中，透過細緻嚴密的考證，認為“■”字應釋為“皿”，它“插在前後相接的兩個日名之間而構成片語（前一日名之後有時加‘夕’字，這種日名並可用‘之’代替），如‘甲乙皿乙丑’……都應該是表示介於前後兩天之間的一段時間的”。同時指出，這種用法的“皿”應讀為“鄉（■）”即“向”，與《詩經》“夜鄉晨”的“鄉”同義。如“甲子鄉乙丑”，可言“甲子夕鄉乙丑”，是指甲子日即將結束，乙丑日即將開始之時。按同類片語的意義類推，則“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的意思是：月食發生在己未夜向庚申這一天過渡的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即這是一次在己未日夜間快要結束時發生的月食，該次月食發生的日期是己未日，不是庚申日。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甲骨學家曹定雲又將這個“■”字釋為“敦”字，按他的解釋，“敦”字是過渡之意，和“向”字的意思基本相同。由此，流傳日久的董作賓的“庚申月食”說就此宣告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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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7）

有了對卜辭的正確釋讀，就可對“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發生的具體年份進行天文推算。不過，對這個年份的推算，又涉及另外一個較複雜的問題，即商代的“日界”是從半夜開始，還是從天明開始？這是甲骨學界和天文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以裘錫圭、張培瑜為代表的專家，認為商代的“日界”從半夜開始，而以常玉芝、劉一曼、曹定云為代表的專家，則認為應從天明開始。一個“半夜”，一個“天明”，儘管看起來時間相差不多，但要以此推算幾千年的月食，其結果就有了很大不同。“工程”開始後，關於甲骨文天象記錄中五次月食的推算由紫金山天文臺研究員張培瑜具體負責。

此前，張培瑜積幾十年刻苦研究之經驗，相繼完成、推出了《中國先秦史歷表》和《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兩部著作，填補了古代天文曆法和年代學研究的空白。這兩部著作由此成為歷史年代學家、考古年代學家不可或缺的案頭必備參考書。張培瑜也因為這兩部力作的問世，奠定了他在這門學科中的重要學術地位。正因為如此，他才被工程首席科學家聘為“武王伐紂年代的研究”這個極其重要和關鍵的課題的負責人，並主持“甲骨文天象記錄和商代曆法”這一專題的具體研究任務。

當張培瑜接手“工程”分配給自己的任務後，除組織安排“武王伐紂”這個大課題的相關事宜外，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甲骨天象記錄和商代曆法”的研究之中。由於刻有“乙酉夕月食”記錄的兩版都是龜腹甲，而“庚申月食”既有月名和食時時間範圍，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食”的測年，對“工程”尤其重要。但記此食的兩版甲骨均藏於英國博物館，按張培瑜的設想，如果透過協商或採取合作的方式，爭取到英國取一點“庚申月食”的卜骨進行14C測年，無疑會對這次月食年代的確定，起到重大的互證作用。但遺憾的是，他的這個設想最終未能實現。關於甲骨月食年代的確定，只有靠中國人根據現有的條件自己解決。為了排除日常瑣事的干擾，他打破正常的作息規律，吃住都在紫金山天文臺，在山上一呆就是幾個月，對專題中所涉及的內容，反覆研究，仔細求證，在一層又一層的迷霧中，逐步廓清歷史的真相。。

根據對卜辭的分期分類，工程專題人員彭裕商、黃天樹對五次月食的先後順序作了排列，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結果，認為“癸未夕”月食最早，“乙酉夕”月食最晚。從字型分析，五次月食發生於商代武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