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聯合機床公司進口了兩臺萬噸水壓機用於汽車、飛機、蒸汽輪機、承軸和船舶的製造後，中國也在遠東機床總公司挑戰12500英噸的水壓機和更多的超重型鏜銑床。

日本和中國的差距越來越大，日本卻從未真正的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還是在用十年前，甚至是甲午戰爭之前的眼光在看待中國。

這或許有情可原，在1911年之前，中日每年來往的人次超過四十萬，在1913年之後，中日每年來往的人次已經降低到不足兩萬，其中絕大多數還都只是軍政方和教育界的來往。

這是一個可怕的事情。

或許是宋彪一手造成的。

宋彪也是在以一種公平的心態看完了秋山真之的這篇《我們到底得罪了誰？》，他才意識到這一點，也許中日之間目前的各種問題中，他要佔到一半的責任，正是他無情冷漠的將日本踢出中國，也關閉了日本知華派和親華派的未來，使得他們日漸衰落，再也無法對日本產生正面的影響。

宋彪也難免有些難過的嘆息一聲，和一直陪同在身邊等待他讀完全文的汪兆銘問道：“你花了多久翻譯這篇文章？”

汪兆銘畢恭畢敬的答道：“回稟皇上，臣下只用了一天的時間就翻譯完了，因為覺得這樣的文章最好是有原文，所以等到今天讓駐日本公使館送來了急件原文才呈交給皇上。不過，據最新的情報所知，秋山真之少將似乎已經因為這篇文章觸怒日本軍方和內閣的**派高層，已被勒令退出內閣，據說連海軍都不打算留他繼續服役。”

宋彪很驚訝的問道：“這麼慘？”

汪兆銘答道：“是啊，確實很糟糕，臣下倒以為除了使用蔑稱之外，他這篇文章也許還算是很公正客觀的，對我們也有一些啟發。日本固然再不好，我們也沒有必要逼的這麼緊迫。”

宋彪想了想，道：“我們做的確實不對，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每一個國家都有權讓國家富強，讓民族幸福，這是每一個國家的權利’，我們只是在行駛自己的權利罷了，難道我們還有義務給日本同等的權利在我國分享富強嗎？秋山的反思還不夠徹底，如果日本將自己定位在荷蘭、比利時這樣的國家，採取輕稅和有限的低軍費政策，他們完全可以發展的更好。發展是每一個國家的權利，但每個國家都沒有權利剝奪其他國家的同等權利，不能靠輸出商品和佔領殖民地及他國市場來滿足自己，這也是我們推行重法愛民之國策，以推動國民普遍富裕為基礎國策的原因，只要人民都富裕了，國內市場才能擴大，企業才能擴大，國家才能更加富強。”

關於宋彪最後所說的這番話，在歐陽賡總理強硬推行《限田法案》和《勞工保護法案》之時，國內就已經做過了全面的大爭論，如今幾乎人人都知道這個道理。

國家要強，人民當先富。

日本只是搞反了這個道理。

汪兆銘頓首道：“皇上聖明。”

宋彪想了想，卻道：“其實道理就在《勸學》中的這一句話，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只是如何從現代世界觀的角度去解讀這句話而已。秋山真之的聰慧，以及他的境界很大程度上都源自於福澤諭吉，所以我們才說思想家是最重要的，思想才能指導行動，可我們的現代思想家又在哪裡呢？”

汪兆銘當即答道：“臣下以為皇上才是當今帝國的思想家，正是有了皇上才有了今日帝國之富強，皇上一言一行都在指導著帝國的發展。”

宋彪微微的哦了一聲，卻道：“我恐怕還不算是啊。現在的帝國發展的很好，但還遠遠不夠好，因為我們還是缺乏福澤諭吉那樣的思想家。我們總是說要隆禮尊賢，可我們還是遲遲未能等到真正的中國的新思想家。這需要時間，因為我們需要的是能夠真正解讀西方，又精通國學的大思想家，只有這樣的大思想家才能解答中國各種問題的根源。我們總是再說現代化，實際上是我們怯弱的不敢承認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藉著光復中華的口號大幅度西化而已，只是在此基礎上保證了國學的一些基礎，只是這還不夠，我們西方化的程度遠遠不夠，我們國學復興的程度同樣遠遠不夠。隆禮尊賢，重法愛民，說的很容易，做起來卻真的很難很難。”

汪兆銘聽了這番話就不敢再拍皇帝的馬屁，可他一直都覺得皇帝思想雖然不堪稱孔孟荀那樣的地位，卻也實用，足以領導帝國之富強，足以領導帝國實現中華復興的偉大重任。（未完待續。如果您喜歡這部作品，歡迎您來投推薦票、月票，您的支援，就是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