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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部分

會問:“你在為誰工作?”

對於機構型社會及其新的多元主義,我們既沒有適用的政治理論,也沒有適用的社會理論。事實上,這些現象與那些仍然統治著我們的社會觀點和我們處理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是相矛盾的、不相容的。我們仍在應用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的偉大思想家伯丁(Bodin)、洛克(Locke)、休姆(Hume)和哈林頓(Harrington)等人所提出的政治和社會模型:當時的社會除了唯一的中央政府以外,社會上不存在其他的權力中心和自治機構。儘管現實的變遷早已超出了這種模型,但它仍是我們所擁有的唯一的模型。

適合於新現實的新理論,總要在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產生。這是因為:為了避免落入無端的揣測和模糊的想象之中,新的理論往往只有在事件發生以後才能形成,是在對我們已經學到的、已經實現的和已經完成的進行歸納整理之後形成的。但是,我們不能坐等新理論形成才採取行動。我們必須現在就行動起來,我們必須充分運用自己所知道的那一點點知識。至少有一點我們是確實知道的:管理是新機構的特殊器官,不論這種機構是工商企業還是大學,是醫院還是軍隊,是研究實驗室還是政府機關。如果要使上述機構正常運作,就必須進行管理。

“管理”(management)這個詞是極難理解的。首先,它是美國人特有的一個單詞,很難翻譯成其他語言,甚至很難準確地翻譯成英國的英語。它表明一種職能,但同時又指執行這一職能的人。它表明一種社會地位和層級,但同時也指一門學科和一個研究領域。

但是,即使在美國人的用法裡,把管理作為一種術語也是有點差強人意的。這是因為:在工商企業以外的其他機構裡,通常很少會談到管理(management)和管理者(manager)。在大學、政府機關和醫院裡有行政管理人員,在軍隊裡有指揮官,在其他機構裡有主管等等。

但是,所有這些機構都有管理職能、管理任務和管理工作。在這些機構裡,全都需要管理。而且在所有這些機構裡,管理都是有效的活性器官。

事實上,機構本身只是一種虛構之物。它是一種會計實體,而不是一種社會實體。當某個政府機構釋出某項法令或決定時,我們完全知道那是機構中的某些人在做出法令或決定,是他們在代表機構採取行動,是作為機構的有效器官在採取行動。例如,當我們說通用電氣公司關閉了一家工廠時,當然並不是指公司在做出決定和採取行動,而是指公司中的一批管理人員在做出決定和採取行動。

喬治·西門子(Georg Siemens)建立了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並在1870~1880年的十年時間裡把德意志銀行建設成為歐洲大陸首屈一指的金融機構(請參閱第49章,喬治·西門子和德意志銀行)。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沒有管理,一家銀行只是一堆等待清算處理的廢物。”沒有機構,就沒有管理。但相應地,沒有管理,也就沒有機構。管理是現代機構的特殊器官。正是這種器官的活動與績效,最終決定了特定機構的生存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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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職業性(1)

我們還知道:管理是相對於所有權、地位或權力而獨立存在的。它是一種客觀的職能,並應該以績效責任為基礎。它是職業性的——管理是一種職能、一門科學、一項要完成的任務,而管理者則是實踐這門學科、執行這種職能並完成這種任務的職業人員。管理者是否同時又是所有者,已經變得無關緊要。如果他同時是所有者,那也只是他作為管理者這一主要職能的附帶事件。澀澤榮一在近代日本早期所提出的“職業管理者”這一儒家理想(請參閱第2章)已經成為現實。同時,澀澤榮一還主張:管理者的本質既非財富,也非地位,而是責任。同樣,他的這一基本思想也已經成為現實。

從工商業社會到多元社會

新左派把我們的社會稱做大型企業的社會。但大型企業的社會同新左派的言辭一樣,早已經過時了。西方社會早就是企業型社會了——在75年前就是了。在那個時候,企業的確是所有各種機構中最有權勢的機構,甚至比某些政府更有權力。但是,自從進入20世紀以來,企業的重要性開始逐步下降,這並不是由於企業變得越來越小或越弱,而是由於其他機構成長得更加迅速。我們的社會已經日益呈現出多元狀態。

在19世紀70年代,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