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也是前北印度鹽稅專員，於　１９１８　年起任會

辦；後者原為英國外交官，長期在華任職，從　１９２３　年起任會辦；他們兩人的

影響必然比丁恩的影響小得多。把前海關官員、俄國人葛諾發安置在監督善

後借款支出的審計部門負責，把德國人朗普安置在一個涉及未來中國政府借

款的部門擔任領導工作，這對他們代表的兩國政府沒有帶來什麼利益：葛諾

發只被告知中國人讓他知道的事，朗普從來沒有被請示過。

經濟利益

外國在中國的存在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其中隱藏著一件怪事。在民國初

期，外國商號、投資、貸款和人員在中國經濟現代部類的重要部分中，佔支

配地位。但是，現代部類雖然在同時代的史料和追溯性的研究中，有突出的

記載，它仍是中國經濟的一小部分。外國和中國的現代企業都穩步發展，但

在　１９４９　年前都不顯得很大。晚至　１９３３　年，國內總產值的　６３—６５％來自農業，

完全沒有外國的參與。南滿鐵路公司在滿洲經營一批試驗農場，但是在中國

的任何地方都沒有生產主要出口農產品（茶葉、絲、植物油和油製品、蛋制

品、皮革和皮製品以及豬鬃）的外資種植園，更不用說生產大米、小麥、蔬

菜和棉花等主要作物的這類種植園了。手工業生產也沒有外國人參與，在

１９３３　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７％，而同時期外國份額相當大的現代工業佔　２．２

％。帆船、大車、獸力和人力運輸工具的交通，為現代運輸部門的三倍（佔

國內生產總值的　４％），而在現代交通部類中，外國擁有或經營的鐵路和外

國輪船又顯得非常突出。中國的對外貿易，甚至它的港口間的貿易，主要通

過外國船隻進行，但是對外貿易總額，肯定從未超過（也可能從未達到）國

內生產總值的　１０％。不妨假設，如果全部外國擁有、控制、經營的或受外國

影響的企業在　１９１５　年已經被國有化，欠外國債主的一切公私債務都被取消，

那麼產生的可以用於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妨再這樣假設）的“剩餘”，如與

佔國內淨生產總值　３７％的潛在剩餘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後一個數字是卡

爾？里斯金根據　１９４９　年以後經過財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取得的剩餘計算出

來的。①

但是，外國的工商業者及其資本依然是存在的。現在我們不妨觀察一下

他們採取的形式和施加的影響。②

貿易

１８３２　年就有的怡和洋行和　１８６７　年在上海開始營業的太古洋行，是最有

名的兩家英國商行。不像許多“中國的老字號大店鋪”，兩者都經受住了　１９

世紀　７０　和　８０　年代的激烈變化，在這段時期，商人自行進口在市場銷售的做

法被“委託商”所代替。怡和的總行設在香港，其分支行則分設在各大港口。

除了它的總的對外貿易部門和許多代理商號外，怡和洋行還控制著怡和輪船

公司（它擁有的　４１　艘輪船是沿海和長江的主要力量）和龐大的怡和洋行貨

棧。它還在上海經營一家大棉紡廠（怡和紡織公司）和一家繅絲廠；代理俄

國外貿銀行、有利銀行以及許多海運和火災保險公司及幾家航運公司；並與

滙豐銀行有密切聯絡。太古洋行稍小一些，但它除了在上海設總行外，還在

其他　１４　個港口設有分行。它經營太古輪船公司，在長江和沿海有　６０　多艘輪

船；在香港經營太佔製糖公司及太古碼頭和工程機械公司；還有許多經營航

運和保險業的代理機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２００　多家歐洲保險公司由

上海的商號代理業務。）仁記洋行也是在華的一家英國老洋行，在更早時期，

在廣州、福州、天津和長江幾個港口設有分行。但在　２０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

① 卡爾？里斯金：《現代中國的剩餘和停滯》，載德懷特？H。珀金斯。《歷史剖析中的中國現代經濟》，第

49—8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