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這　９２　處中只有　４８　處保持海關關卡，這個事實說明，許多地方在中國的

國際貿易中沒有發揮重要作用。

在“條約港口”本身，中國的主權在兩個重要方面被削弱了：首先，外

國國民在其領事的治外法權的管轄下，在這些地方可以居住，擁有財產和從

事工商業（而且可以帶護照在內地旅行，但在法律上除傳教士外，不能在內

地居住）；其次，在某個條約港口已經卸下的外國貨，付了一次進口稅（按

照中國不能控制的關稅稅率）後，如果再要轉運到其他條約港口，就不必再

繳稅。締約列強強迫中國政府把這種關稅特權擴大到自願開闢的港口。但是

後一種港口在以下一點有別於那些有“租界”的條約港口，即中國的地方官

保留了市政和治安的全部控制權。

有　１６　個條約港口設有外國的租界，即專門為外國居民設立

中國　１９２０　年前後的外國“勢力範圍”

的特區，其中地方的行政（警察、衛生、道路、建設管理等等）都由外國人

管理，財政收入是外國當局所徵收的地方稅。例如，天津、漢口和廣州的外

國人居住區為“租界”。在這些地方，中國政府徵用或者買下整個區，然後

永久地租給特定的列強（在天津租給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國、比利

時、義大利和奧匈帝國；在漢口租給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俄國；在廣

州租給英國和法國）。租借國的領事常常得到工部局的支援，是每個租界的

主要官員，透過他們，外國人個人可以轉租到特定的產業。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根據條約專門劃給外國人居住和經商、但不

租給有關列強的若干地區組成。中國當局把地契發給向原來的中國擁有人購

地的外國人。地契然後在外國領事館登記，而領事館實際上發給一種地契保

證書，以使土地的轉讓更加確定，同時又提高了每一項產業的價值，從而有

利於外國的律師、傳教士及其他人士，這些人作為受託的擁有者，從中取得

了鉅額收入。在法律上，中國人不準在租界內擁有土地，不過事實上，許多

人透過外國人的代理都做到了這點。在上海的租界內，大量的土地由中國人

直接擁有，所有權從來沒有轉讓給外國人。

透過外交使團向總理衙門施加壓力（這是在中國為取得結果而採用的正

規的合法手段），公共租界這塊原來是英美租界的大約一平方英里的地區（見

第　１０　卷第　２３８—２３９　頁，即其中譯本《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第　２５８—２５９

頁），在　１８９３　年擴充套件到　２．７５　平方英里，在　１８９９　年擴充套件到　８．３５　平方英里。

原來面積為　０．２６　平方英里的法租界，經過　１８８１、１９００　和　１９１４　年幾次擴充套件，

擴大到　３．９　平方英里。１９１５　年的努力以及後來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北京的英

國公使所作的幾次努力，企圖為公共租界划進更多的土地爭取正式批准，但

它們都遭到了中國政府的抵制，此時它開始對要求廢除所有外國租界的民族

主義情緒作出反應。但是，透過發展和佔有鄰近的土地（先是造租界外的道

路，然後是鋪自來水總管道和電纜，最後是徵稅和行使警察的權力），事實

上在外國控制下的“越界築路區”，在　１９１６　至　１９２５　年期間有了相當大的發

展。

在上海租界，透過外國領事頒佈一系列“土地章程”的手段，排他性的

外國市政當局精心地設立了。中國人在同意　１８４２、１８４３　和　１８５８　年的條約時，

沒有想象到這種市政發展，但是，當外交使團提請北京正式批准時，北京不

得不作為既成事實而接受。使團有時，如在　１８９８　年大大地修改了上海的計

劃。１８９８　年的土地章程是　１９２８　年華人代表獲准參加工部局以前，公共租界

“憲章”的最後一次修正。它們提供了一種佔支配地位的“大班寡頭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