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長期通貨膨脹階段的一些收益，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年間喪失了。到　１９３６　年，農產品價格和商品作物產量都在恢復，

但不久日本人在　１９３７　年的入侵和全面戰爭引出了新的問題。

首先是直到　１９３１　年有利的價格上升，接著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價格急劇下

降了幾乎　２５％，這使許多農戶受到影響，受影響的程度則視農業的商業化和

捲入市場交易的程度而定。珀金斯曾估計，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農產品的

２０—３０％在當地出售，另外　１０％運到城市地區，３％出口。同　１９１０　年以前比

較，後兩類分別增長　５—７％和　１—２％。章有義編的定性資料資料也證實了

２０　世紀商業化的增強，儘管他的初衷是為了說明本國和外國帝國主義商人的

① 李文治和章有義編：《農業史》，3，第　476—480、622—641　頁。

② 同上書，3，第　480—485　頁。

③ 《農情報告》，7。4（1939　年　4　月），第　49—50　頁，見李文治編：《農業史》，3，第　708—710　頁。

活動給中國農民帶來有害後果。①但是，在比較商業化的長江流域各省以外的

地區，除了有商業頭腦的富農，大多數農民跟市場仍然只有最低限度的聯絡。

如果我們記得商品作物（絕大部分在市場上出售）在　３０　年代佔農產品的　１７

％，那麼珀金斯對商業化程度的估計就包含有這樣的意思，即糧食作物產量

的　１／４　弱是農民賣的，並大多是在地方集市上賣的，不大受國際價格趨勢的

影響。甚至在湖南主要的稻米市場和中國最大的市場之一的長沙，３０　年代的

價格波動主要只同本省的收成和地方政治形勢有關。對農業社會的大多數人

來說，全國物價平均下降　２５％意味著實際收入的下降比這少得多，可能只有

５％。就是說，蕭條的影響——和其他價格變化，上升或下降——對中國的內

地省份來說，也許還比不上不可避免的氣候波動造成的災難。

中國的農業養活中國的人民，甚至在最低限度的消費水平之上產生一個

小小的“盈餘”。總的說來，按照最終用途，食物消費相當於國內支出的　６０

％，而個人總消費佔　９０％以上，留下幾乎無足輕重的數目用於公共服務、政

府消費和投資。①正如表　１２　所列人均農業產值　３８—３９　元所表明的，這明顯地

依舊是一種“貧窮的”經濟，人口的大多數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中國糧食的畝產量用國際標準衡量決不算低。例如，稻米

略高於明治時期的日本——雖然比　３０　年代的日本低　３０％——是印度和泰國

的兩倍或三倍。小麥產量同美國差不多。不過，一個農民工作一年的平均產

量在　２０　年代的中國只有　１４００　公斤；美國可以比較的數字是　２００００　公斤——

高出　１４　倍。②中國貧窮的根本原因是：４／５　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而這一產業

技術和組織上的特點是：每一個勞動者的增值明顯地低於發達的經濟和中國

經濟的現代部門。

克服中國經濟“落後”的主要障礙，也許是私營部分或北京政府和南京

政府未能集中和分配資金、資源和技術——這是重要的和繼續不斷的新投資

所需要的。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國本土的年投資總額大概從未超過國民收入的　５

％。由於政治領導軟弱、中國的繼續分裂和戰爭與內戰的迫切需要，農業部

門沒有能力滿足城市對食物和原材料需求的任何大的提高，或增加出口以換

取工廠和機器等主要的新進口貨物。這對結構改變的緩慢起了一份作用。剩

下的一個辦法是對緩慢增長的農業部門實行“強制儲蓄”，但這對軟弱的國

民政府來說是行不通的。

對中國在　１９４９　年之前未能工業化，特別是農業沒有達到重大的增長，無

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