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

本省當官的規矩——１９１２　年實際上已被顛倒——又復活了，並逐漸得到施

行。這兩項改變的影響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職。甚至在浙江，儘管它是北

洋軍沒有進駐的六個內地省之一，並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腦，但在獨

裁統治下，浙江籍的縣知事的比重也顯著地下降了。①１９１４、１９１５　年中國官

方制度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從未被超過，直到　１９４９　年。

在　１９１３　年末的一段時間裡，內閣（梁啟超在這一屆內閣裡起領導作用）

宣佈的政策是，為完全撤銷省級行政單位而努力。袁最後證明是不願意走得

那麼遠。但是在　１９１４　年春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職責中，袁頒佈條例，在削弱

各省軍方權力的情況下，加強各省巡按使的權力。頭銜改變了；確立了有利

於文職官員的地位先後次序；軍方不再參與民政事務，包括收稅和任命縣知

事。頒佈這些條例，還不等於就達到了根本目的——恢復　１９　世紀中葉太平叛

變以來已經降低了的、辛亥革命時基本喪失了的文職官員在政治上的優勢。

例如，主要的北洋將領、南京的馮國璋就難以把他限制在軍營內。然而確曾

試圖這樣做；他的作風受到北京控制的約束，足以使他心懷不滿。袁在全國

範圍內的勢力網，開始時是用軍事行動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就轉

變為純粹的文官政府。但獨裁統治有計劃地要朝那個方向行動。

挑選適當的文職官員受到極大的關注。設立了考試製度，特別是對縣知

事的候補人員要考試。新式考試不考對儒家課本的掌握情況，而考官僚政治

的一系列技巧和一般知識。１９１４　年和　１９１５　年有幾千人在北京參加了考試，

考試成績成為任職的重要的雖不是全部的標準。①同時公開強調要懲治官吏貪

汙腐化。恢復了監察機構②，在革新行動中成立了審判官吏罪行的特別法院（平

政院）。增加薪金和津貼計劃的胡蘿蔔，伴隨著懲罰的大棒。

對改進官場作風的這場運動在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混雜的。地方

要響應中央的指示，這點是廣泛地做到了。政府機關的尊嚴和政府機關同普

通公民的疏遠，都重新出現了。在效率提高的同時，復活了達官貴人的架子

以及與　１９１２　年令人興奮的、自由主義的精神相矛盾的官僚保守主義。用一位

中國評論家　１９１４　年夏的話來說：“竊恐本意在重經驗，而所儲存者僅其習氣；

① 羅伯特？基思？斯科帕：《浙江的政治和社會，1907—1927　年：精英勢力、社會控制和省的發展》（密

西根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75　年），第　296—298　頁。

① 吳應銧：《民國初年地區行政長官的職務：職業的招聘、訓練和流動性》，《現代亞洲研究》，8。2（1974

年　4　月），第　219—224　頁。

② 平政院下設肅政廳，負責糾彈——譯者。

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復者僅其流弊……”③

文官機構既沒有完全使軍事機構從屬於它，也沒有因有效率而受到贊

揚，其原因之一是它誕生在恐怖氣氛中。對革命地區進行軍事佔領，開始時

往往是殘酷的，不僅如此，袁還在全國各地，透過軍事機關和警察機關，針

對與　１９１３　年起義有關的人，發動了一場鎮壓運動。一次間接的或關係不密切

的聯絡，常常就足以使人成為鎮壓的物件。流血持續了一年多，其規模各省

不同，但犧牲者似乎數以萬計。最卓越的和較激進的國民黨領導人都已逃亡

日本或其他地方。這種攻擊，同二次革命剛剛過去後繼續存在的對袁政權的

反抗，在數量上、強度上都完全不成比例。

可以設想，在前一年投票支援過國民黨的大部分選區裡，嚴酷的恐怖統

治帶來了對袁持久的厭惡。更進一步說，它還助長了社會動亂，要不然動亂

就會比較容易遏制了。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白朗——或稱白狼——率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