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日本參謀本部《革命後中國各省軍事力量變化表》，1913　年　3　月　10　日，日本外務省縮微膠捲，

MT5。1。10。5—1，463　卷，第　420—421　頁。

儘管發生過以反對實際上已經拖欠了軍餉或有兆頭要欠軍餉為特徵的多

次兵變，但軍隊並不反對社會秩序，也沒有向當時名流集團的支配地位挑戰。

農村也不是長期處於騷動狀態。關於盜匪活動的報道已經習以為常，時而會

有村莊起來暴亂，反對苛捐雜稅和貪官汙吏。但是，經常都遭到鎮壓，農村

的動亂在二次革命前沒有達到值得全國重視的規模。來自下面的威脅，即使

是分散的、無組織的，也引起了當地社會政治領導的全神貫注。當國家的領

導在試行自由主義政治的時候，來自下面的威脅被順利地控制住了。

政黨和立憲政府

在中國歷史的程序中，一些集團是否能在政府外適當地聯合在一起以達

到影響政治結局的目的，一直就是一個實際問題。在帝國時期，正統意見強

調的是，這類政黨、派系和集團對政府的正常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它們本身

就是邪惡的。這種批判性的觀點大都集中在“黨”這個詞上。當清朝覆滅、

黨禁取消時，幾世紀的否定好像起了一種對政黨或政團的不可遏制的渴望。

新共和國建立後的最初幾個月裡就出現了幾十個政治團體，這些政治團體至

少在名義上是在為透過代議制取得政權而進行競爭。

政治組織的激增，是革命後政治風氣的重要表現，但它也是建築在革命

前的經驗的基礎之上的。建黨的領導人大都在日本度過一段時期，在那裡政

黨已經發展了　３０　多年，並且在辛亥革命時，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進入了一個

新的重要階段。自從孫逸仙　１８９４　年和　１８９５　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興中會的

組織以來，中國的政黨是以秘密團體、密謀活動的形式出現的。在清朝末年

建立的各省諮議局和全國的資政院，對公開成立政治團體是一個鼓舞，這些

政治團體都毫不隱諱地以黨的面目出現。流亡日本的卓越政論家、老練的活

動家梁啟超，在他被廣泛閱讀的論文中，和以務實的顧問身份，鼓勵這種事

態發展。當革命到來時，中國受過教育的精英，特別是吸收了西方政治組織

概念的那部分人，以高度的積極性投入了政治鬥爭。

人們的興趣自然首先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團體身上，孫逸仙、黃興和宋

教仁是這個團體的最著名的人物。這些全國性的領導人，手中不掌握能有效

地影響地方舞臺的有紀律的組織。因此，即使對地方上最具有獻身精神的革

命積極分子的行為，他們也不能真正控制。學術研究的新近成果強調辛亥革

命後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是國家統一仍然是最終的目標，諸如國會、總統

府這類新的全國性機構正在形成並取得合法性。在這種形勢下，全國性領導

人取得成就或遭受失敗，對所有革命者來說仍然是重要的，並對整個政治風

氣有影響。

革命爆發後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黨人相繼扮演了三種政治角色：作

為反對清王朝的密謀者，作為革命過程中和革命後行政當局的官員，作為爭

取在全國選舉中獲勝的公開政黨的組織者。

革命在共和的旗幟下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同盟會和各聯合團

體的宣傳和廣泛的密謀網。革命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同盟會有經驗的領導人的

威信。但是，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在大多數情況下省革命政府因紳士政客

和軍官的迅速參加而陷於困境。成功的密謀給地方上帶來的好處，並沒有被

傑出的密謀者所壟斷——遠遠不是這樣。但無論如何，有經驗的革命黨人在

許多省裡確實以當權者的面目出現，因而可以搞到資金和軍隊，使這些人在

同盟會陣營內佔有特殊的份量。

全國性的領導人（以區別於省領導人）從密謀者轉變為行政官員，首先

發生在　１９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