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這種武斷的意見：對外貿易只有在與外國統治者派來的納貢使團有聯絡時

才准予進行。

在　１６　世紀　５０　年代當“日本海盜”（倭寇）在中國沿海出現時，他們之

中的大部分人實際上是中國人，明朝以防禦的姿態對付他們，就像對付來自

長城邊境草原上的襲掠者那樣。走私盛行，但為了“使他們因飢餓而投降”，

貿易卻被禁止；有一個時期，當地居民奉命撤至內地，結果造成了大規模的

重新定居和經濟失調。①“對官員來說，海洋意味著問題而不是機會。經世術

即使不是沒有關於領海邊界的內容，也肯定幾乎不涉及公海。保甲和其他登

記及控制的技術，要塞、駐防軍和沿海管制的海軍分隊，官辦造船廠的管理，

都屬於官員們注意的焦點。中國航海者關於海外各地的紮實的知識，很少能

列在經世術中加以討論。”②

研究明史的學者認為，人們一旦注意到一些當地的事實，那麼中國在

１４５０　年以後未能像歐洲人那樣進行擴張，就不會令人不解了，這些事實中首

要的是佔統治地位的農業－官僚政治文化的傳統制度和價值觀念。如果不能得

益於這種文化的概念，那麼問題仍然會是一片朦朧。①

我們對面海中國的歷史的簡略概述，隨著歐洲人來到東亞水域——特別

① 牟復禮：《1449　年的土木之變》，第　243—272　頁，載基爾曼、費正清編：《中國的兵法》。見第　270—272

頁。

① 蘇均煒：《16　世紀中國明代的日本海盜活動》，第　3　章。

② 威爾斯：《從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國》，第　215　頁。

① 例如，見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資本主義農業和　16　世紀歐洲世界經濟的根源》，第

38—47　頁，書中引了　17　位西方學者（他們都不是主要研究明史的）提出的中國未能像萄葡牙和西班牙那

樣擴張的原因。由於沒有“文化”這一類目作為經濟、政治、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社會其他方面的相互

作用的總框架，沃勒斯坦為難地作出結論說：“15　世紀歐洲和中國之間在某些基本點（人口、面積、技術

狀況〔不論在農業還是造船工程方面〕）上都沒有重大的差別。即使有差別，也不能用它們來解釋以後幾

個世紀發展的巨大差別……價值體系的差別大大地被誇大了，而且即使存在這種差別，也同樣不能解釋發

生的不同的後果……”

是　１６００　年後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到來——而進入了一個新

的階段。這段時期與日本短暫但有力的海外擴張和中國東南沿海海上力量的

重新崛起是一致的。但是在　１７　世紀的明清過渡時期，領導人員不是明朝的幾

個皇帝或滿洲的征服者，而是一批批中國海盜頭子。他們的成就表現在日益

壯大的東亞國際貿易的規模和價值方面，這項貿易促使巴達維亞、馬六甲、

澳門、廈門、長崎、平戶、馬尼拉（和阿卡普爾科）進行交往。但是在面海

邊境的海軍－商業力量的這種壯大，是由私人促成的。這種壯大在鄭成功（“國

姓爺”）的事業中達到了最高峰，他在　１６５９　年率領一千多艘船入侵長江，並

在他　１６６１　年去世前徒勞地圍攻過南京。

隨著滿洲統治在中國的最後建立，大陸的、反航海的觀點被重新確立。

一切海外貿易被禁止，直到　１６８４　年為止；海軍船隻的大小受到了限制；隨著

滿洲統治者變成儒家的皇帝，他們重新肯定了中華帝國的農業－官僚政治理

想。在對外關係方面，他們設想，“在中國盛行的文明秩序是合乎禮儀的秩

序，這個秩序必須被隔離開來，使之免受外界混亂的汙染”。因此，目的在

於“阻止接觸，而不是從中受益，控制洋人，而不是與他們合作”，這就導

致了一種“單方面作出決定和實行官僚主義規定，而不是談判和信守條約”

的中國作風。①

這裡我們看到，亞洲內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