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東西是沒有的：他們把堂皇的口號當作推動叛亂的號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

也是一個雅緻的詞，但外國人對這個術語的理解，只是在國內有普遍的發言權，而不是全

民都必須干涉政府的行動。這種干涉除了造成混亂之外，還可能造成什麼結果呢？至於“民

權”這個術語，除了選舉總統的最高特權外，它還包括代議權、選舉權；它切不可理解為

包括處理行政。①

現代西方經驗比　１９　世紀儒家的保守主義更熟悉這段話的語調。袁是在抵制新

的提供參加機會的、激進化的民族主義的後果，而這種東西，當初曾國藩無

須與之鬥爭。與此同時，袁接受民族主義的某些前提和目標。他是民族主義

的保守派。

２０　世紀中國民族主義的這種混雜的反應，體現在獨裁統治的綱領中。現

存的選舉產生的各級議會被廢除了，而民眾代表制的重要性卻被承認了。袁

命令設計地方的和全國的新規劃。在袁兩年半後去世時，這個規劃根本沒有

付諸實施。但是，從許多籌備的規定中可以明顯看到，重點是從屬於官方的

指導，選區的選民人數較　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１３　年少。憲法秩序、法律程式、民權、

代議制議會，這些都得到承認，認為對於中國現代化這個熱切期望的目標來

說，它們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不過，在袁看來，它們應該以加強而不是削弱

中央政府的權力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的方式付諸實施。

為使稅收從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暢通而作的多方努力，取得了一些

成功。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的時候，北京政府勉強實現了財政上的

自給自足，不再需要外國貸款了（在戰時，貸款無論如何是少有的）。人們

可以爭辯說，袁　１９１３　年的危險戰略奏效了：在屈辱的條件下接受外國資金，

給國家帶來了行政統一，從而奠定了財政獨立的基礎。這個詭計的謬誤就是

太樂觀了，認為所有的這些殘暴行為都不需要付出國內的政治代價。帳單一

提出來，１９１４　年、１９１５　年表面上的財政成就就化為烏有了，剩下的只有袁在

１９１３　年簽了字的屈辱條件。

獨裁統治取得財政上的成就，不只是靠對國家實行中央官僚主義的控

制，而且還由於嚴格壓縮了幾項花錢多的改革。清朝末年官方民族主義所倡

議的、民國頭兩年自由民族主義所推廣的各種各樣方案，不是被砍掉了，就

是被削減了。這些方案中有各種自治團體，它們的命運我們在上面剛剛敘述

過。法院和法官從政府執行機關中分離出來，新的司法系統大為削減，但並

未被取消。現代警察失去了不少為它提供的專款。晚清的現代化新軍在辛亥

革命後激劇膨脹，而它在全國許多地區的後續部隊卻最戲劇性地被壓縮了規

模，降低了預算。袁的北洋軍得到優惠，但也未能倖免。各方面削減預算，

① 《總統在政洽會議上發表的演說》，見前《袁世凱面臨的幾個問題》一節中關於這一材料來源的評論。

（此處據英文資料回譯——譯者。）

都是為了實現國家最終不依賴外國債權人的目標，但它也辜負了民族主義者

對改革的期望。

從部分意義上說，在實行緊縮方面，教育是一個例外。袁不斷進行說教，

論述受過教育的公民的重要性。“凡一國之盛衰強弱，視民德民智民力之進

退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則必注重於國民教育。”①這些思想有計劃的

應用，就是特別重視推廣全部免費的國民學校，即四年制初級小學。儘管普

及教育還只是遙遠的目標，但在獨裁統治時期，這類靠地方籌措資金的學校

的影響似乎有所增長。

袁的教育政策從整體上說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在湖北省諮議局老練的

議長湯化龍領導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學教授經典著作僅限於精選的章節，

言外之意是，學習目的是語言文學方面的訓練，而不是道德方面的培養。袁

堅持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