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和國家結構，連同其使人們生活承擔的義務，在大同

社會中都將消失。不過這些結構的消失不是為了使“個人”脫離社會，而是

為了把人們融合進不再為種種障礙和界線分隔開的人類整體。甚至更為奧妙

的是，這樣滲入茫茫人海之中可以最終導致受苦的人從個人生存本身的束縛

中更全面地解放出來。雖然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譚嗣同關心科學和技術，但

他們對歷史的根本看法卻是把歷史看成通向精神－道德解決的一連串精神－道

德上的緊張事件。這種想象和嚴復不遠將來的“專家治國”想象形成了對比。

①這兩種形成對比的想象對將來有很大影響。

當然，正是嚴復和梁啟超介紹了能動的進化原理這種引人注意的新看法

——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不管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作為生物科學的達爾文主

義的聯絡怎樣可疑，這種令人震驚和引人興趣的新學說當時卻註定要成為改

變中國道德價值觀的根源。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的程序，無論應用於個人或

國家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都需要對人有一種新的看法。物力論、進取精神、

堅持己見、施展才能——所有這類活力過去一直受到一種道德原則的壓制，

這種道德原則扶植的是和平、和睦、隱忍和服從——這時都應受到讚揚。尤

其需要的是能人智士之間的那種經濟競爭和“生存鬥爭”，這似乎符合自由

① 的確，嚴復自己的思想中存在多少有些不同的道…佛因素。見許華茨：《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特別

是第　10　章。

主義的觀念。當把這種觀念應用於國家衝突時，這種觀念便表現出更加激進

更為可怖的面目。當然，作為進步動力的集體鬥爭的主題最終將在馬克思列

寧主義中找到一種不同的新的體現方式。

對於根據現代西方背景可能想象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經濟上的個人主義

主張，中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點也不贊成。從一開始，它就不能阻止人們

對於現代西方社會主義學說的興趣或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批判的興趣。

在精神上，康有為的烏托邦想象無疑是“趨向社會主義的”。梁啟超既是他

先前的導師康有為的代言人，也是嚴復的代言人，後來變得有點前後矛盾，

他是中國討論社會主義和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批判的第一人。嚴復本人

提倡亞當？斯密學說，並不是由於熱烈贊成古典經濟學的原理，而是出於一

種“現實主義的”想象，資本主義是實現工業發展的進化動力。１９０５　年以後，

梁啟超在和革命者爭論的過程中回到了這種看法，不過他仍然對下述想法感

到興趣：和自由主義相比，國家社會主義能夠控制和加強經濟，與此同時還

能消滅經濟上的不平等，可以使中國在錯綜複雜國際事務中成為更有力的戰

鬥者；自由主義由於強調引起分裂的個人和集團的利益，最終只能削弱國家。

無論是否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在一起，事實上，伴隨對於社會主義的

興趣出現了一種對中國過去略為溫和的態度，這種態度似乎和上述對過去的

控訴正好相反；與這種態度相聯絡，開始站在“更高的”立場上對當代進行

反資本主義的批判。如梁啟超和孫逸仙堅持認為的那樣，在中國，人們總是

以為統治階級會關心民眾的生活。中國從未經歷過以尖銳的階級差別為標誌

的真正達爾文主義的西方歷史。中國將來有可能利用“落後的有利方面”（後

來反映於毛澤東關於中國“一窮二白”的想法）以避免西方資本主義某些極

為可怕的後果。嚴復仍然比較堅定地相信斯賓塞給予他的啟示，依舊認為，

被認定為西方歷史標誌的嚴酷衝突、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競爭正足以證明西

方文明更為合理。中國需要集體的活力，也需要個人的活力。

革命

２０　世紀的頭　１０　年也顯示了另外一個主題——革命的主題的強有力的影

響。革命這概念是指在性質上完全與現存社會－政治秩序決裂的那種集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