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主的失望促使新傳統主義者在戰後抨擊“唯物質主義的西方”中團結起

③ 李大釗：《今》，《新青年》，4。4（1918　年　4　月　15　日），第　337　頁。

① 李大釗：《青春》，《新青年》，2。1（1916　年　9　月　1　日），第　16　頁。

② 李大釗：《厭世心與自覺心》，《甲寅》，1。8（1915　年　8　月　10　日）。

③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　296　頁。

① 李大釗：《新紀元》，《每週評論》（1919　年　1　月　15　日）。

來。這樣，凡爾賽和約在所有方面都成了激發對西方改革模式重新評價的催

化劑，這一模式曾強烈地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對中國和世界進步的觀點。共和

政治的創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在和會上被出賣，使梁啟超拋棄了進

化道德目的論的信仰。陳獨秀（在這次戰爭中）曾把協約國的目標與公正的

理想等同起來，１９１９　年因凡爾賽和約而感到震驚，並由於他在反對和約的五

四示威中的作用而入獄五個月。到了　１９２０　年年中，陳已完全委身於馬克思主

義的新的革命的社會科學。許多人從思想領域的各個方面追隨梁啟超或陳獨

秀的方向，發洩對自由的西方的批評，並由於長期以來未能表露而更加猛烈。

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裡，按照世界進步的一種模式委身於他們自己國家復興

的中國人，一直傾向於掩蓋西方對中國表露出的兩面神的兩副面目中的一副

面目。他們或者把他們對侵犯中國主權的憤怒分成各不相干的部分，完全就

事論事地對待這些侵犯行為，或者把中國弱小歸咎於他們自己，以此為代價

而繼續相信文明與強權的一致性。馬克思主義的前景和新傳統主義的前景一

樣，作為轉回去相信外患應對中國許多問題承擔責任的一種對照，可以解除

沒有說出來的屈辱的辛酸。

自由主義的西方改革模式再也沒有恢復它昔日的光彩。在緊接五四反對

帝國主義運動的氛圍中，在激進主義者的團體中，最受攻擊的自由主義的改

革信念是漸進主義。換言之，進化的和革命的變革方式越來越被認為是不能

共存的選擇。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曾經認為，長期的歷史前景以一種互補的

辯證法把這兩者合成一體，在這一點上，青年毛澤東作為省城長沙的一名學

生激進主義者，是他稱之為相信進化的“大同”信徒的反對者。相反，他提

倡“民眾大聯合”的動員，他斷言這種動員能夠很快實現中國社會的全面改

革。①胡適，一個知名的北京大學教授，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已成為約翰？杜威

的追隨者，在　１９１９　年秋髮現他所主張的唯科學主義的、以問題為方向的改革

方法這時受到了尖銳的挑戰。在一場叫做“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他的“一

點一滴”改革主張遭到李大釗的反擊，李回答說，每一時代都具有從其經濟

關係體制匯出的時代基本方向的特徵。李說，按照這一道理，該時代的所有

問題都可以證明是相互聯絡的，人民的覺悟能夠達成一種共同基礎，而且能

夠為全部改革確定方向。雙方都瞭解，贊成“問題”方法的論點是向革命的

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挑戰的一種嘗試。①

到五四時期結束時，在激進主義者的團體中，大同的概念已日益與前一

代人的改良思想體系，也與一種對於改革的消極的、不關心政治的、具有高

人一等優越感的態度聯絡起來。不過，如前面所表明的，這時在馬克思主義

對中國人的思想上的吸引力中，至少有一個因素是，和布林什維克革命所提

供的政治行動模式相併列，有可能在早期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和社會的解釋中

領悟到一種對進化宇宙論的決定性的修正。雖然中國人對自由主義的民主的

幻滅感證明是無法改變的，中國人對改革理想家最初解釋的“民主”和“科

學”的信仰，卻能夠從當代歐洲和美洲的土壤中連根拔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