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的動力，這既能導致躍進到太平盛世的烏托邦似努力的勢頭，也能導致經

① 《民聲》，1—33（1913　年　8　月　20　日—1921　年　6　月　15　日）。

② 楊銓：《中國近三十年來之社會改造思想》，《東方雜誌》，21。17（1924　年　9　月　10　日），第　53　頁。

① 周策縱：《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革命，1915—1924　年》，第　97—98、224—225　頁。

常發生的無法擺脫的對歷史的倒退的恐懼。

新青年

１９１５　年　９　月，一種由著名的激進主義者、人文學科教授陳獨秀主編的雜

志《新青年》創刊。①它的出版正式開創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它彙集了形成

１９　世紀　９０　年代早期改良運動以來，關於進化宇宙論的思考的第三階段的種

種思想。初期的改良者在　１８９５　至　１９０５　年間曾讚揚新的進步取向的宇宙觀。

無政府主義者曾發展改良者的烏托邦想象，強調革命鬥爭以摧毀社會不平等

和儒家的儀式主義，作為達到個人幸福和社會烏托邦的手段。《新青年》的

作者們則以自然主義的科學語言來描述進化，而沒有儒家道德的含義。但是

與此同時，他們認為“青年”本身的活力推動變革的程序，以一種新的基於

活力論的生物學的道德樂觀主義來激勵全人類。

不過，《新青年》在　１９１５　年並不是從直接肯定這種樂觀主義的進步哲學

著手。更確切地說，它最初是激進分子的工具，他們急於抵制他們所認為的

政治和文化中的倒退勢力，這股倒退勢力在袁世凱當總統時蹣跚而行的共和

政體實驗中，變得更加強大，而在袁死後又成為相互鬥爭的軍閥的抵押品。

但是，受圍攻的激進的現代主義者開展來作為防禦性反擊的這一冒險事業，

卻取得了勢頭，因為許許多多在帝國以後的環境中受教育的現實中的“新青

年”，聚集在了《新青年》提倡科學、民主、文學革命以及青年和婦女反抗

的口號之下。到了　１９１９　年，學生運動的戰鬥性和北京院校領導及其他大學的

保守主義者的明顯潰敗，使人們有理由相信，新文化正在變為現實。這一年

學生領導的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北京軍閥政府的五四示威表明，作為進步政

治力量的被動員起來的覺醒了的民眾終於出現，成為相互補充的力量。國內

這種變化的加快，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尤其是在俄國革命時，也有

相應的情況。到　１９２０　年，陳獨秀和他在《新青年》的親密合作者，哲學家、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宣稱他們改信馬克思主義，並把這一雜誌改變

成新出現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宣傳工具。關於中國和世界歷史的理想的希

望之火，這時又在一種新思想體系中，重新為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本身打下基

礎，使它能回顧性地認可這樣一種意見，新青年運動事實上標誌著這個時代

另一個偉大的變革。

在　１９１５　年　９　月《新青年》創刊時，陳獨秀和他的合作者們對於進化在很

大程度上都持悲觀主義態度，在民國初年，悲觀主義使正在出現的新傳統擁

護者和立憲主義者感到氣餒。《新青年》並不憑純粹想象的躍進來想象出無

政府主義式的理想的替換物，而是冷靜地專注於中國的文化落後及其給當代

政治造成的威脅。他們也具有那時常見的關於進化的社會學觀點，斷定社會

風俗、道德和民族心理對政治變化有決定性影響。他們與梁啟超和其他“國

性”的分析者一樣，關心如何克服社會組織各部分之間不相適應的脫節現象。

因此，《新青年》反對文化落後的運動，首先是間接地作為在政治上與君主

復辟進行鬥爭的手段而被提出來。這一雜誌最著名的對家族主義的批判者吳

虞認為，中國歷史上無力擺脫專制主義主要是由於宗法習俗，與此同時，陳

獨秀自己在同康有為的連續論戰中，提出了類似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