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蘭在　３０　年代很可能接受一種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的看法。歷史和自

然一樣也有它自己的主導結構——它自己的發展“形式”，馮友蘭很可能按

照基於經濟決定論觀念的歷史程序諸必然發展階段來考慮這些形式。根據這

種看法，道德行為也就是適應特定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要求的行為。按照他

關於實在的沉思，“哲人”是超越歷史變遷的人。在其道德－實踐的生活中，

他能適應歷史的要求。這種哲學導致他欣然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這並不

能使他免受後來的煩惱。①

應當補充，所有這種種傳統思想在香港、臺灣，甚至在海外華人知識分

子中仍有其影響，仍然是範圍更廣的　２０　世紀中國思想史的組成部分。

① 托馬斯？A。梅茨格：《擺脫困境：新儒學和演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

① 見米歇爾？馬森：《中國的傳統觀念：馮友蘭，1939—1949　年》（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78　年，未出版）。

馬克思主義的優勢

在我們論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界上升到優勢地位之前，關於有些傾

向，有些話需要說一說；這些傾向被叫做自由主義的傾向——其根據往往是

可疑的。胡適在五四以後繼續堅守他的基本看法，儘管這時他在各個方面都

受到敵對者的指責。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間轟動一時的一些事件及隨之而來的激情

都沒有使他動搖。非理性的政治激情總是和真理毫不相干。儘管他和他的導

師杜威一樣，決不偏袒資本主義，但他仍然確信中國根本的災難不應歸之於

外國帝國主義。他繼續抨擊孫逸仙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教條”。

在民國政府成立以後，胡適仍然抨擊國民黨思想體系的傳統主義成分，

仍然號召把科學才智用於國家管理，仍然提倡立憲制度和公民權利，仍然鼓

吹能夠造就一代開明優秀分子的“現代”教育制度。１９３２—１９３７　年間，在日

本威脅日益加重的陰雲下，丁文江、歷史學家蔣廷黻這樣一些人加入胡適一

邊，在這期間出版的《獨立評論》中，試圖影響民國政府的政策。可是，很

快就變得很明顯，他們和胡適的共同之點更多的在於胡適對“科學”的信仰，

而不在於他對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從沒有像胡適那樣傾心於自由主義的社會準則，在暗淡的　３０　年

代，他和蔣廷黻一樣逐漸感到（很像他們之前的嚴復和梁啟超）中國需要的

是“科學的”專政——一種能使官吏、國家的工業和教育體制現代化的專家

政治。斯大林的俄國作為一種模式給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儘管民國政府表

示了對專家政治目標的承諾，丁文江和蔣廷黻兩人對國民黨領導的能力評價

都相當低。不過，他們仍然只能希望國民政府這個有組織的權力的唯一中心

重視他們的意見。中國共產黨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後來在延安進行農村革命的

一連串事件，對他們來說，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無關係，而且還會進一步削

弱國家中樞的力量。胡適在他們有關科學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憲民主信念之

間左右為難。可是，他也和別人一樣，只能希望對現有政權施加影響。面對

他所認為的極權的共產主義與雖然腐敗但更受限制、最終有可能被推向更自

由主義方向的國民黨的命令主義，在這兩者的極化過程中，最後，他覺得他

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結果是，他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的精神領袖，始終不能

應付　２０　世紀中國政治權力的悲劇性的、難以控制的現實。

無論如何，１９２４　和　１９２７　年這幾年的特點，最重要的是作為知識分子一

種主要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識分子當中引人注意的傳播。

不過應當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最後勝利仍然是相互關聯

但又可以分開的兩件事。

在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的動亂年代裡，已具有徹底的全面反傳統主義思想的五

四時期年輕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