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的“民間”身份怎樣可疑。

“新傳統主義”——從傳統中找真理

五四運動導致的另一個後果是，“新傳統主義”反對這一運動“全盤否

定”傳統的主張；這一點相對來說在西方著作中最近以前很少受到注意。忽

視與這種傾向有聯絡的人物，是基於這樣一種假定，即其在　１９４９　年的挫折已

使這種思想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們首先要指出，這裡要論述的人物和上面

討論的大眾文化傾向幾乎沒有關係。他們毫不難為情地面向過去的雅文化，

甚至當他們傾向於把雅文化等同於籠統的“中國精神”時也是如此。他們在

不同程度上也熟悉現代西方思想，並且毫不猶豫地利用西方思想來維護他們

的主張。按照李文遜的看法，從西方哲人尋求支援再次表明了他們思想的“新

傳統主義”性質。這暴露出他們並不相信傳統中國思想能夠堅持自己的價值。

依靠尋找相當於西方觀念的中國觀念來挽救民族自尊心，這又是一個例子。

可是，雖然這種“浪漫的”文化民族主義多次出現（最顯著的例子是　１９２７

年以後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我們卻不能先就斷言這種情況是不可避免的。

李文遜的看法，對五四時期以前劉師培、柳亞子等人的革命的“國粹”

派來說，可能是適用的。不過，這個老“國粹”派五四以後的後繼者卻是一

個完全不同的集團。梅光迪、吳宓這樣一些人曾經在哈佛大學著名的白璧德

的指導下學習；雖和老“國粹”集團保持親密關係，卻採取了一種完全不同

的觀點，這表現於他們的刊物《學衡》中。他們透過白璧德接觸到文學批評

家充當生活批評家這一西方傳統。白璧德把“古典的”和“浪漫的”範疇提

高到主要生活態度的重要地位。“古典的”，表示超歷史的審美和倫理標準

以及個人道德生活中的“內心反省”。它意味著秩序和結構。“浪漫的”，

表示取消所有準則，在個人和集體生活中放縱感情，等等。《學衡》的領導

者相信這些便是貫穿於文化差異的範疇；他們還相信，儒家的社會準則和中

國的經典著作在中國是最“古典的”，這一點他們受到了白璧德的鼓勵。這

是“文化民族主義”，還是對跨越不同文化的精神類似性的真知灼見，這個

問題還不能斷定。事實上，這種特殊的“新傳統主義”沒有表現出多大活力。

把自己看作真正儒家學說代言人的梁漱溟，把整個“國粹”派的學術和審美

興趣的中心當作“撿拾來的僵化腐朽貨色”而不予考慮。①

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五四時期以後的“新傳統主義”思想主線的人還是

極為善辯的梁啟超。他曾作為出席巴黎和平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的非正式成員

去歐洲，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災難之後許多歐洲大陸思想家的憂鬱感和

沮喪感。和歐洲思想家的接觸導致他寫了《歐遊心影錄》，這一著作簡直就

是對“東西方文明”本質的全面的再評價。嚴復、陳獨秀等人的著作中進行

過的這種討論，總是以簡單的易於處理的二分法把叫做文明的巨大綜合體大

大加以簡化。西方文明的本質——對梁啟超來說過去本來一直如此——就是

“物質”文明（如他這時所稱呼的），這種文明只求透過科學和技術征服自

然；也就是個人、階級、民族間無情鬥爭的達爾文主義的世界。完全改變了

的是他對這種文明的評價。過去他熱情地把社會達爾文主義當作積極的應當

遵循的行為準則來接受。現在，按照西方批判的思想家自己的看法，正是這

種行為準則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既然這是西方文明的本質（因

為其侵略的、好戰的本性甚至有更早的歷史根源），這時無論在西方的什麼

① 見蓋伊？阿利多：《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國現代性的困境》，第　118　頁。

地方他都發現有像倭鏗或柏格森這樣更具精神傾向的批評家；梁啟超這時傾

向於探索東方的力量。

可是，和我們的論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