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意見而起教育作用的和表達意見的工具。因此，它被認為是對官僚主義當

然的弊病——為從上而來的命令主義所掩蓋的隔閡；伴有從下而來的隱蔽批

評的順從——的一種矯正辦法。其目的在較小程度上是導致統治者和被統治

者之間身分地位形式上的平等，在較大程度上是導致他們之間認識和意向的

一致。

經過這樣的理想化，中國的改良主義者把立憲制度看作自然而然地適合

於高度發展的社會群體的政治形式。譚嗣同以一種特別有力的方式，對這種

民主政治形式結構上的集體主義作了說明。他建議，改革議程的問題要由自

願的“學會”網路，而不是由純政治性的議院著手製訂，學會代表社會中的

職業集團，如：農民、藝術家、商人、學生、官員等。在把學識與行動聯絡

起來的情況下，在具有天然一致意向的人們當中，這將為共同的文明事業提

供一個論壇。他想象說：“疏者以親，滯者以達，塞者以流，離者以合，幽

者以明，羸者以強；又多報章，導之使言，毋令少有壅蔽。”①

以這種和諧的眼光來觀察，民主在改良主義者心目中類似於源自古代的

烏托邦政治模式。康和譚都認為孔子是個維新者，不僅因為他理解順應變化

的原則，而且因為他贊同以古代賢明帝王堯、舜和周公為榜樣的、由有德之

① 譚嗣同：《治事篇》，重印，載楊家駱編：《戊戌變法文獻彙編》，3，第　83—92　頁，見第　86　頁。

人統治的“民主”理想。梁啟超還提出了孟子看法中關於“民主精神”的更

強有力的主張，天命最終由人民決定；而其他一些人甚至推測議會在周朝實

際存在過。對嚴復來說，老子則是關於個人獨立的民主精神和社會“讓步”

的古代源泉。

西方學者常常把這種類比看作是由文化上的民族主義——找出西方文化

受到讚賞方面的中國本國“相當物”的願望——激發的。在那個時代的保守

的中國人當中，這種類比被指責為這樣一種努力，即靠給新觀念披上本國外

衣而為它們獲取聲望；而後來的中國急進分子則把這種類比當作偽裝的傳統

主義而予以屏棄。不過，在康梁集團本身之內，恰恰就在改良主義者們尋找

這些迷人的古代類比時，承認了進化論。他們說，他們在古代文化中所讚賞

的，是歷史將要實現和完成的完美道德理想的早期形式中的潛在精華。例如

嚴復和梁啟超都明確地承認，孟子的民本主義更多是家長統治式的而不是分

享式的，他們也確信，不管中國或希臘的“古代民主”的“萌芽”是怎樣的，

它們也是透過歷史進化的邏輯，才與只是目前才在現代社會中出現的成熟的

民主政治體制有機地聯絡起來。

中國人最早對“西方”的發現，曾導致進化論作為一種改良哲學而在中

國出現。進化論本身，由於把西方與其所象徵的未來和有關道德目的的目的

論等同起來，助長了關於西方制度的烏托邦觀點。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

直到　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運動，科學和民主仍然是西方文明最受讚美的方面。與此

同時，發展的目的繼續與本國的“大同”烏托邦理想相聯絡：不僅要創造財

富，而且要共同分享財富；如果不是照字面的意思，那麼透過形成一種共同

體的新的心理凝聚力，也將導致身份等級制度的消除；使個人道德上的自我

實現成為可能。

西方作為一個整體文明，在其空前地對中國進行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

卻是這種讚美的物件，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概略地記述了新世界主義

世界觀的同一改良報刊，也分析了　１８９５　年以來遠東力量平衡的危險的改變。

在這裡，“西方”支援擴張主義者“爭奪租借地”——以一種絕不是友好的

觀點——於是康梁集團都深深地捲入了民族抵抗的政治鬥爭。

然而，改良主義者們關於帝國主義的評述，卻是自我批判的多，而反西

方的少。就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