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作為自然界基礎的作用，就形而上學來說，比科學所起的作用重要，是

根本的。後者是西化的：它贊成當代物理學的宇宙模式。前者認為意識與人

類精神相聯絡，並認為意識在微觀方面體現了使整個宇宙執行的相同的種種

力量，因此能夠協調地與這種種力量相互影響。後者把意識看作心理過程，

並認為人是純生物的和社會的有機體，因而否定人類歷史能反映本體。前者

使起決定作用的宇宙過程和那些透過激發“新人”精神而能夠拯救社會的人

類英雄保持平衡，後者則把個人和政治領域本身看成是由社會學方面的主要

力量所決定的。雖然像梁啟超這樣的人強烈地感受到這樣一種自然主義的和

社會學的進化觀念的吸引力，但其現世主義的含義對於還在世的改良主義者

歸根到底卻是難以接受的。

進化自然主義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更激進的思想家獨佔的思想。這些人包

括共和主義革命者中的極端主義的邊緣部分，即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辛亥

革命前不久發展起來的思想體系，美化了歷史上伴隨革命階段的制度上的不

穩定性，並使社會革命等同於進步的根本動因。他們也包括　１９１１　年以後出現

的新文化運動的西化人物，①他們開始創立一種由馬克思主義派生出來的批判

理論，批判對中國之落後負有責任的“封建”社會制度。這樣的激進主義者

並沒有完全拋棄基於傳統宇宙觀念的形而上學的改良思想。但他們對受益於

儒家思想這一點卻不肯承認，並以一種對科學的綱領性的接受來加以掩飾，

不僅把科學當作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而且也當作一種實證主義的驗證方

法，為拋棄全部傳統而辯護。這些激進的偏差累積的結果，將使他們的反對

者把共和政治和社會的消極方面與一種源自西方的非道德的現世的理性主義

乾脆等同起來。

從這種意義上說，儒家神聖禮法的腐蝕及其為西方所侵害，都能被視為

對所有社會準則的一種世俗的腐蝕。那些想到這個問題的人因對精神危機有

深切感觸而不禁激動。產生於這種危機的新傳統主義最終在以下兩種人之間

鍛造了一個聯盟：從很早階段就懷疑晚清現代化的人；像梁啟超和康有為那

樣的初期的改良主義者，他們因非烏托邦的進化論似乎對革命的道德上的衰

① 對五四運動期間知識分子激進主義的權威研究著作是周策縱的《五四運動》。

退提出了唯一前後一致的解釋，而越來越感到沮喪。

不過，在尋求出路中，康、梁和任何其他新傳統主義者都沒有從大規模

地駁斥進化論的原則入手。在謀求使傳統適應於當今需要方面，他們全都以

為傳統的確在變。在說明“精粹的”傳統價值和其現代文化上的表現這兩者

之間的關係的努力中，他們全都利用了儒家－道家宇宙論未曾有分析地區別根

本的“道”和“化”的過程這一事實。不過，他們在哲學上的有機整體的主

張，總是和一種與之相左的對現代社會－政治狀況的分析相併列。結果，兩種

相異的哲學詞彙很難共存於新傳統主義者的著述中。一種詞彙是以動態宇宙

中的社會和價值相互依存的舊的假定為基礎；另一種詞彙反映了一種新的了

解，即：一方面是現代化作為不可或缺的事情而被普遍接受的社會－政治領

域，另一方面是價值的精神－道德領域，這兩個領域是分離的。“崇尚精神的

東方”和“物質主義的西方”：這些新傳統主義者文詞華麗的口頭禪，其廣

泛流行要歸因於所傳遞的雙重的、矛盾的資訊。一方面，它們對整個宇宙和

世界秩序提出了一種表面上是機體論的評價；另一方面，他們並沒有表明兩

個平行的存在物，而只是形而上學地或象徵性地勾劃出一個精神價值必須居

於社會－政治實際之上，並和社會－政治實際分開的二元的宇宙。下至五四時

期的新傳統主義的歷史，經歷了後一內涵逐漸取代前一內涵的過程。

在　１８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