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現在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中國和蠻夷分隔時代的結束，各國之間

交往時代的到來。重要的是，薛把這些變化看成是完全必然的，不受人的願

望支配：“彼其所以變者，非好變也，時勢為之也。”①

偉大的歐洲社會學名著翻譯家嚴復，更巧妙更肯定地強調了這種必然意

識，他的　１８９５　年著名論文《論世變之亟》，最早提出了明確的進化觀念的改

革梗概。嚴復對中國傳統制度史中的偉大分水嶺秦漢時代和當時之世之間的

類似之處也有深刻印象，但是他承認這樣的歷史性轉變的原因仍是難以理解

的：

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為力……謂聖人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

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所由趨，而逆睹其流極。②

改良主義者們確信他們所處的歷史階段是一個極為根本的轉折點，它只

能是某些宇宙原則執行的結果，他們最早認為進化時代切合於傳統信念的模

式，他們自己是作為宇宙秩序的調整者而為這個時代效力。用條約港口新聞

① 薛福成：“籌洋芻議”，重印，載楊家駱：《戊戌變法文獻彙編》，（一），第　159—161　頁。

② 嚴復：《論世變之亟》，重印，載《嚴幾道詩文抄》，卷一。

工作的先驅王韜的話來說，就是“道貴乎因時制宜而已”。③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政治改革運動自身的目的並不很重要，重要的是適應世界歷史發展的新

階段；眾所周知的工業化西方世界的制度，使人想到了整個人類社會烏托邦

式的未來希望——由於是模糊的輪廓而更令人興奮。①

如上述內容所表明的，進化宇宙觀的形成，與其說是某個個人的識見，

不如說是許多人得出的一組共同的觀念。不過，就其成熟的形式而言，最好

透過在某種程度上是其建立者的主張改良的主要知識分子的思想來加以考

察。這批人中的資深者無疑是康有為。他的著作《新學偽經考》（１８９１　年）、

《孔子改制考》（１８９７　年），在使傳統服務於改良的煽動性的努力中，支援

久已湮沒無聞的儒家今文學派的真經主張。在　１８９８　年皇帝發起的百日維新—

—康有為曾親自領導——失敗以後不久，他把他主要的烏托邦綜合體系編寫

成一部書，即《大同書》；這部著作雖然在他生前從未全部刊行，但他較有

影響的追隨者都知道手稿和要點。②

在這些追隨者中，譚嗣同無疑是最勇敢、最引起議論的思想家。他的哲

學創見足以與康有為本人媲美。戊戌政變之後，他在　３３　歲時被清朝當局處

決，這是他深思熟慮以儘自己職責的赴義行為，他的精神在他倖免於難的同

志的心目中被樹為典範，也使他身後發表的著作《仁學》成為具有神奇力量

的傳世之作。③梁啟超作為康有為政治上的親密夥伴，與康有為一起實際開創

了研究社會的運動。這一改革思想的運動在　１８９５　年以後席捲了全國。他在

１８９６　年和　１８９７　年作為研究社會的傳播媒介《時務報》的主編，是新聞工作

的先驅；１８９９　年後，在日本流亡期間，作為改革反對派的喉舌，影響達到了

頂峰。

如果說上述三人在　１８９８　年，都把他們的成功押在在君主制下贏得改良上

面，併為他們的失敗而付出了流亡或被處死的代價，那麼這個運動的第四位

偉大的鼓動者嚴復，卻保持一種處於事件邊緣的更加剋制的立場。表面上看，

這位天津一所海軍學校的總教習是英國培訓的工程方面的傑出“洋專家”，

但他對當代英國－歐洲文明的綜合看法更加傑出，對他那個時代來說也是無與

倫比的；他在一系列值得重視的對斯賓塞、赫胥黎、Ｊ．Ｓ．穆勒、亞當？斯密、

孟德斯鳩等人的主要著作的翻譯中，發展了這種看法。他利用學者傳統的評

注慣例和中國古典哲學詞彙的豐富資源，釋譯原文，文采絢麗。理解康、譚

為他們的哲學綜合而吸取最深厚的本國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