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激勵後者的本國根源時，便寧可提出另一種可選擇的觀點。學者們越來

越注意到傳統思想中相對來說的異端運動。無論是　１７　世紀晚明效忠者的反專

制主義、新儒學陸王傳統的個人主義、大乘佛教的社會人道主義、道教中主

張意志自由的部分，抑或是像墨子、顏元那樣的人對治國之術的實用主義的、

功利主義的觀點，乃至法家——都是許多改良主義者建立他們的主張的論

據。帝國正統觀念隱藏的中國傳統的多樣性，要多於它所摧毀的，同時並不

是所有的本國傳統——精英的或民眾的——都是保守的傳統。另一方面，中

國自己的新傳統主義的哲學家，同樣還有他們的毛主義的對手，都正確地斷

定，對儒家社會準則的信仰經受住了新文化和五四運動反傳統觀念的猛烈攻

擊，並且直到解放以後的時期，仍繼續指導許多中國人的社會行為和精神生

活，這一點越來越為人們所理解。

然而，“對西方的反應”這種思想變化模式，只是部分地受到一種分析

法的挑戰，這種分析法認為連續性和不連續性一樣，在歷史上是線性的。效

果更好的一種方法，可能是承認改革時代的主要思想家試圖瞭解連續性和不

① 馮友蘭：《新事論》。

② 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

③ 李文遜：《儒家中國及其現代的命運》。

連續性如何適應內涵有了改變的結構。為改革而進行的社會政治鬥爭，不是

孤立地而是在進化宇宙論的框架內予以表述。這是一種對宇宙的系統看法，

自然、精神和社會現象，在其中都被理解為單一的宇宙實體的種種表現。這

種新宇宙論的外在根源，在於中國人發現了他們所認為的自然和歷史事實的

新真理，這些真理是西方揭示的。一方面，發現世界歷史包含多種彼此之間

（同樣也與未開化的周邊地區）有力地相互影響的高度文明；另一方面，探

索了西方科學法則——特別是建立在達爾文生物學基礎之上的進化法則，而

且還有牛頓物理學的法則——的本質。就國內方面說，這種宇宙論有賴於儒－

道傳統，這種傳統教導人們要把社會－政治現象和自然界的宇宙模式，在相互

依存的因果關係的作用中聯絡起來。由這種新宇宙論產生了一種世界觀，消

除了中國人作為世界文明唯一源泉的自我評價，揭露了他們是許多民族和許

多文化中的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成員。但與此同時，由此而來的把中國作

為相對物的考慮，並非簡單地還其本來面目——倒不如說是把所有文化、所

有社會階段和歷史時期中所有時刻，都作為相對物來考慮。它在中國人當中，

導致一種世界歷史進步的新信仰，但是是一種既強調歷史程序的道德目的

論，又強調其任何特定暫時發展階段的相對不完善性的新信仰。這從而導致

以傳統的作為先驗實在的“易”的觀念——種種宇宙力量，它們在其最終相

互影響的運動中起著支配所有存在結構的作用——重新強調時間本身。最

後，它以一種當時認為具有極大活力的完整體系，創造了一種關於某些人類

道德行為問題的突出觀念——要末應以其自身的浮士德式形象創造人類，要

末只好使他們在外部決定的程序面前，處於一種毫無作為的狀態。

不必奇怪，最早表述相對地予以考慮的世界中的變化，作出這種新的肯

定的，只是少數幾個人，他們很早便與歐洲親自接觸，並且相對來說一直保

持接觸。薛福成是　１８９０　和　１８９４　年間中國派往倫敦的外交使團的一個成員，

最初因日本　１８７９　年佔領琉球受到刺激而寫了論述改良的著作，他的著作提供

了典型的新世界歷史的概略。他認為，人類黎明和當代之間已經過去　１００００

年，這一事實由於內在的更迭規律而為人所知，更迭規律支配著世界變化的

速度。薛關於這　１００００　年的內在週期性變化的說法，遵循標準的歷史編纂學，

但他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