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公私利益都錯縱複雜地糾纏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一傢俬

人企業中國建設銀公司的主要股東，這家公司建立於　１９３４　年，為中國企業吸

引外國投資，在　１９３５　年以後其主要任務是在國營銀行和主持主要發展專案的

政府機構——如財政部和全國經濟委員會——之間充當中介人。後來發現這

兩位高階官員和他們的家族也進行私人投資。孔祥熙聯合杜月笙一起創辦的

啟新公司對公債、黃金、棉花和麵粉進行投機。此外還有很多合營公司。其

中有些是贖買處境困難的私營企業的產物，例如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到　１９３７

年末宋子文成了該公司最大的股東。其中還有許多——中國植物油料公司，

中國茶葉公司，上海中心漁業市場——則是　１９３６　至　１９３７　年任實業部長的吳

鼎昌直接組織的，它們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並由通常屬於政府幾個派系

建國成就，1927—1937　年：財政和經濟記錄》。

① 科布林：《上海資本家》，第　267—271　頁。

的私人資本家予以財政支援。這些公司能得到財政津貼，享有壟斷權和其他

特權，常常擠垮與之競爭的私營企業。①

只有蔣介石和軍事委員會直接權力之下的資源委員會採用了沒收的政

策，其結果是大部分重工業和採礦業都由政府控制。

嚴格說來，經濟的公有部門仍舊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將不屬於公有部門

的工商企業看作純粹私有部門的組成部分。在這些企業中，握有各式股權的

政府高階官員們所起的作用使它們的性質很不明確，這是官僚資本主義的特

點。儘管國家利益和官吏們的私利之間存在舞弊和混亂，遭到歷史學家們的

普遍譴責，卻不能據此而給這種體制下定義。而且和　１９　世紀“官督商辦”企

業的相似之處也只能說明部分問題。１９３０　年的官僚們和　１８８０　年的清代官吏

事實上是完全不同的。儘管有些人想在吳鼎昌與清代總督之間尋找相似之

處，但發展後面的動力卻來自中央，而且只限於少數最高階官員（即使不限

於共產黨史學至今仍然堅持的宋、孔、蔣、陳四大家族）。他們當中最活躍

的人物都曾在外國受過教育，對現代世界及其工業與財政方法的瞭解，勝過

他們的清朝先輩，不可相比。這個官僚集團（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層）由

於吸收金融和經濟專家，加速了它自身的發展。企業資產階級的衰落與這個

官僚集團的現代化是同時發生的。出於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產黨的歷史家

們將這兩種現象緊密地聯絡在一起，將前者視為後者的直接後果，並號召資

產階級團結起來反對國民黨的政權。

儘管如此，也不能肯定這一雙重發展不遵循更普遍的規律：一個巨大的

農業國的經濟與技術起飛必然會有的規律。資產階級在其黃金時代已經證

明，沒有能夠維持（或恢復）團結與民族獨立的國家機器，這種起飛就不可

能。既然中國的歷史傳統不允許強大的（或相對強大的）政府與多元化社會

中的各種自主集團同時並存，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資產階級求生存

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許多方面，這個資產階級－官僚混合體更接近於今天社會主義政權下的

“新階級”，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資產階級，因此評價這個混合體時，就既不

能根據它和私營企業的關係，也不能根據它道德上的腐敗（這在所有的“新

階級”中都以各種形式普遍存在），而是應該根據它是否能夠確保國家經濟

的發展。

它是否要對道格拉斯？Ｓ．帕俄和易勞逸①所指責的停滯負責呢？或者相

反，是否應該將拉蒙？邁爾斯②和托馬斯？Ｇ．羅斯基③所描寫的擴充套件歸功於它

呢？南京十年的經濟平衡表含糊不清，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難。不過這種模

糊不清主要涉及農村的演變，上述作者們對規模不大的現代經濟部門的進

步，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