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關係和宗派主義。不少高階官員只不過把經濟建設當作個人發財的機會，

最上層的夫人們尤其如此，特別是蔣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標不明確導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與國內安全的重新建立（特別是在

長江中下游）以及對工人罷工和工會運動的鎮壓，鼓勵了企業家們的活動。

尤其是長期以來商會和銀行家協會、僱主聯合會所要求的一系列組織改革，

政府都已付諸實施。１９３１　年廢除了厘金，中國收回了關稅自主權：進口稅從

１９２９　年的　４％增至　１９３０　年的　１０％，１９３４　年又達　２５％。１９３２　年在上海開辦的

新造幣廠，為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頒佈“兩”的廢除掃清了道路。這一非常古老的會

計單位的消失簡化了幣制，自此以後幣制就以銀元為基礎了。完成貨幣統一

的時候適逢世界銀價上漲：迫使中國在　１９３５　年採用法幣，發行法幣是國家儲

備委員會監督下的四家政府大銀行獨有的特權。①

① 巴克：《中國城市的變化》，第　167　頁。

② 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　47　頁。

① 保羅？T。K。石（音）：《艱辛的十年：中國國家建設的努力、1927—1937　年》；阿瑟？N·揚：《中國的

１９２８　年，新的中央銀行將半官方的交通銀行、中國銀行和較晚創立的農

民銀行置於自己的權力之下，這就可能將現代金融部門加以改組。中央銀行

從外國銀行手中收回了對海關收入的保管權；這一日益增多的收入充實了該

銀行的資金。１９３３　年，上海票據交換所從滙豐銀行手中接管了銀行之間的結

算業務。

自　１９１１　年以來，厘金的負擔、關稅不能自主、貨幣與金融體制的混亂，

一直被正確地指斥為各種妨礙現代經濟部門發展和資產階級繁榮的原因。南

京政府的改革廢除了這些障礙，但是它馬上又製造了同樣大的障礙，在政府

管轄的地區，厘金廢除了，代之而起的是繁多的產品稅：捲菸稅和麵粉稅（１９２８

年），棉紗稅、火柴稅和酒稅（１９３１　年），礦產品稅（１９３３　年），等等。新

收回的海關自主權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護本國工業，而是充實了國庫：對

原材料、機器和成品都一律課以同樣的進口稅。

銀行體制的合理化與集中化，導致了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等於是國有化的突然

行動。確立紙幣制度使政府在未來能用增加發行來彌補赤字，但同時也為長

期的通貨膨脹開闢了道路。

的確，資產階級所尋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擊到它自己身上了。儘管注

意到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之處，我們卻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和明治時期日本

領導人的政策相比。即令這些改革曾經在某些時候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活動，

國民黨政府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一個有利於私人企業的組織體制。它提

供了充分的證據，說明它對此沒有興趣：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工商業蕭條的頭幾

年中政府不曾給與任何幫助，就是最不容置疑的證明。

有無可能因此而在南京的政策中找出國家資本主義的開端呢？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銀行的準國有化本身並不等於對主要經濟活動的控制，因為在中國，現

代金融部門的興起主要是靠公共開支提供資金，而不是靠生產投資。但是銀

行國有化卻大大地增加了政府幹預工商業的機會。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工

商界自己要求政府進行干預，這種干預最初採取貸款的形式：遲至　１９３５　年才

成立並在杜月笙控制下的工商業救濟貸款委員會，分配了　２０００　萬元的貸款。

①於是中國銀行在新任董事宋子文的推動下，控制了大約　１５　家紡紗廠（總計

約佔中國紗錠數的　１３％），並將其干預擴充套件到輕工業的各個領域：捲菸，面

粉，稻米的加工與貿易。

在孔祥熙控制下的中央銀行相對來說不那麼活躍。但是在這兩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