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前途的經濟奇蹟。

民族主義的動員

資產階級不是一個純一的階級，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對外國的勢力和侵略

的反應是不同的。在這方面，透過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在民族資產階級和買

辦資產階級之間所劃的分界線，看來並不正確。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

業都依賴外國人——即使只在財政上。外國銀行一直在為中國工業提供直接

貸款。例如亞細亞銀行就向鄭州豫豐紗廠投資，還有日資東洋拓殖會社、東

亞興業會社、中日實業會社等也都曾向中國企業投資。②同時，由於缺乏資金

（這是它們那種經營方式所固有的問題），中國的企業家們不得不向舊式銀

行（錢莊）取得短期貸款，而這些錢莊本身又是部分地由外國銀行提供資金

的。另一方面，即令任何純粹的民族資本確實存在，那也不能認為是民族主

義產生的主要條件。在某些情況下，由於中國企業家從與外國人的經濟合作

中得到好處，他們自然就註定傾向妥協。因此，在五四運動開始的時候上海

總商會所採取的親日立場，可以部分地用它的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們如

廣州商人顧馨一、買辦王一亭、寧波煤炭商人謝衡牕等人與日本財界和商界

的商業關係來解釋。①但是，經濟上的依賴並不總意味著政治上的屈從。就在

這同一時期，天津買辦同業公會就是積極的反日分子天津商會副會長卞蔭昌

② 《寧波工廠週刊》，《期刊介紹》，3，第　289　頁。

③ 《工界》，《期刊介紹》，3，第　301　頁。

④ 胡適，《密勒氏評論報》，1920　年　7　月　10　日，第　324　頁。

① 《期刊介紹》，3，第　303　頁。

② 周秀鸞：《工業的發展》，第　80　頁。

① 《五四運動》，第　243—244　頁。

的主要支持者。②因此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並不依賴於純粹華資企業的發展。

各個商業和職業團體所發表的宣言和採取的立場表明，這一愛國主義分

裂成了激進與溫和兩翼。我們已經指出上海總商會在參加五四運動的問題上

表現得猶豫不決。當他們在　５　月　１３　日決定參加時，他們也是十分謹慎的：６

月　３　日，他們拒不批准由學生所發起的罷市。面對這樣一個既成事實，商會

的主要考慮是維持秩序；商會的臨時會長虞洽卿對軍政當局要求商店開市的

努力從旁協助。６　月　９　日，商會正式宣佈反對罷市：但是商人們沒有服從這

個決定。在整個這段時期內別的組織在起帶頭作用。是上海商聯會於　５　月　６

日致電共和國總統抗議凡爾賽和會的決定：學生們表達了全體國民之公

意……我們要求政府不要懲辦他們，否則將在全國引起困難。③在　５　月　１０　日

的電報中，商聯會進一步譴責了總商會的親日立場。６　月　４　日，地區商會就

已討論了罷市的計劃。正是這些商人在　６　月　５　日自行決定關門罷市，並在門

上貼出啟事：因外交失敗，無心營業。④６　月　９　日，寧波、廣州、山東幫會和

寧波同鄉會措詞尖刻地拒絕了總商會要求復工的呼籲。⑤

這些不同的聯合會的積極參與和總商會的節制態度之間的差異，部分地

反映了它們社會組成的不同：銀行家、買辦、工業家和企業家為一方，商人、

小店主為另一方。但是現在只有極少數會員還能弄清姓名的這些聯合會，到

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認為是代表了資產階級的一個特殊階層呢？這個階級

的結構還很不完善，其不同集團之間的聯絡很複雜。同一些人在積極的和保

守的兩種型別的組織中擔任首腦。總商會會長朱葆三和作為它的主要董事之

一的虞洽卿同時也都是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