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過是“他們愛國心的表現”。“他們準備為任何有助於國家的公債提供

強有力的支援”。①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成立中國銀行團，這與他們在政府同意為國

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幫助政府的意願是一致的。車輛借款、滬造幣

廠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銀團成立後不久貸與的，都附有嚴格的條款，

強制性地規定改革幣制和整理內債。政府同意銀團的要求，指派了一個幣制

改革委員會，並公佈了一個償還長期貸款的計劃。

銀行界作為對北京政府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批評者，當時似乎已成為代

表國家更高利益的發言人。“這是全國人民中一部分人——開始時勢必只能

是一部分人——對其統治者的主張，這就意味著民主……從財政繁榮和民主

的立場來看，近來中國銀行家們的發展應該受到讚揚”。②但是，為全體人民

④ 藹廬：《金融界今後之覺悟如何》，《銀行月刊》，2。5（1922　年　5　月），《評談》欄。

① 參看本書第　5　章；並參看安德魯？J。內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鬥爭：派別活動和憲政的失敗》，

第　74—90　頁。

② 《全國銀行公會之建議案》，《東方雜誌》，18。3（1921　年　2　月　10　日）；英譯文載《密勒氏評論報》，

1921　年　1　月　22　日，第　412—414　頁。

① 《密勒氏評論報》，1921　年　1　月　29　日，第　470　頁。

② 厄普頓？克洛斯（約瑟夫？W。霍爾的筆名）：《中國銀行家堅持自己的權利》，《密勒氏評論報》，1921

年　2　月　19　日。

的利益而建立控制與為私人利益而建立控制這兩者之間——在民主與財閥統

治之間——界線是非常不明確的。銀團在　１９２２　年貸款給梁士詒內閣時，就把

自己的原則拋在腦後了。在貸款合同中銀行家們獲得了異常高的利率，他們

就放棄了對政府的控制而寧願為它效勞，並把賭注押在它的命運上。代替不

徹底的自由主義的只有效果不佳的實用主義。

於是，資產階級的政治能力成了問題。中國的商人和銀行家們是不是應

該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③、那些外國批評者所指責的那樣，被認為是缺乏主

動性呢？他們真的“無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和建設性的集體努力”④嗎？真的“總

是寧願花錢而不願承擔起自己的責任”⑤嗎？

毫無疑問，失敗的原因部分地在於這個反覆無常的資產階級政治上不成

熟，它有時倉猝行動而不能堅持到底。“在各商會中不乏遠見卓識之士……

但不能不令吾人引為焦慮者，即休會之後眾人各鳥獸散……誰將為實現此未

竟之業者？”①

這一失敗可以更全面地用所採用的方法、所選擇的目標和中國政治生活

中一些持久不變的標準來加以解釋。方法就是妥協和談判。商人們相信他們

的宣言和通電能說服軍閥放下武器。“誰會相信軍閥們會充耳不聞，一如既

往擴充軍隊呢？”②也有人清楚地認識到這種態度是不現實的。“與軍閥政客

談判遣散軍隊，不啻與虎謀皮”。③但是難道這一方法不是與所要達的目的不

可分割地聯絡在一起的嗎？難道它不正是所要實現的那種自由主義的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嗎？難道它不已經是這種自由主義的一種表現嗎？

在　２０　年代的中國，實現自由主義的機會如何呢？根據歷史上反覆出現的

例項，包含自治與議會程式的複雜形式的自由主義政權，除非是在一個起碼

能容忍各種不同利益互相對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變為暴力行為，不致引起

永久分裂的社會里，是不能運轉的，但是那些想要輸出這一模式的人和急於

從這種模式吸取靈感的人，如美國駐華公使雅各布？古爾德？舒爾曼和哲學

家胡適，卻不承認這一點。說自由主義無力醫治在內戰中掙扎、主權正受到

威脅的中國的疾病還不夠，應該說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