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條約口岸的外國租界裡可以逃避內地商人所受的搶掠和橫徵暴斂。

但是它的經濟活動是在地區交流的框架內發展的，因此資產階級就受到社會

關係的可靠性每況愈下和交通及貨幣體系解體的直接不利影響。軍人獨裁對

半自給自足農業生產者社會的影響具有波及面較小的特點。如果一個村莊被

路過的軍隊搶劫了，相距不遠的另一個村莊可能倖免。但是這些社會動亂的

擴散，卻可以不改變這一現象的地區性和區域性性的基本特點而將災難波及到

廣大地區：這是一種分散的災難的積累。商人也和其他人一樣受到這些危險

事件的損害：他們的店鋪被搶劫，他們的倉庫被焚燬。但是他們還因發生在

其他地方的動亂而受害，有時甚至是離他們很遠的地方。四川的戰爭對江蘇

的農民沒有威脅，但是卻使上海的工廠主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市場。在　２０　年代

初，商業資產階級是其發展與繁榮直接有賴於中國的內部和平與民族團結的

唯一階級。就這一方面說，它可以被視為反對和平與統一的軍事獨裁的直接

犧牲品。

資產階級所建議的政治上的補救方法在各商會和金融團體所透過的決議

以及企業界各種專業刊物的社論裡提出。在許多方面，它緊跟胡適以及他周

督教青年會，1895—1926　年》，第　171　頁。

④ （蔡）和森：《外國帝國主義者對華的新舊方法》，《嚮導週報》，22（1923　年　4　月　25　日），第　158—160

頁。

⑤ 蔡和森：《反對“敦清一友邦”干涉中國內政》，《嚮導週報》，19（1923　年　2　月　7　日），第　150　頁。

（這是蔡和森引用的商界的話——譯者。）

⑥ 《和平統一宣言》，載張其昀編：《國父全書》，第　755　頁。

圍那些自由主義理論家們透過他們新創辦的《努力週報》所發表的思想。這

兩個集團都同樣呼籲“好人”參政，都尋求用專業技能來解決專門性的“問

題”，都開出了“好政府”這個藥方（也就是所謂“公開的政府”，必須將

財政收支向全國公佈），並且要求制定“計劃”，俾能在儲存個人主動精神

的前提下確定各個階段的發展。①

這些觀點彼此類似，這可以部分地從各種個人的、家族的和組織的關係

中得到解釋；正是這些關係將城市精英們聯合在一起。例如，在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教育聯合會的代表和商會聯合會的代表在上海開“全國商教聯席會議”，

共同擬定政治主張。②無論如何不能將企業家們看作胡適的信徒。他們中的大

多數，都是透過對妨礙他們發展經濟的種種障礙如軍事獨裁、財政混亂、官

吏專橫等的認識，而獨立地獲得自己的政治覺悟。不存在胡適成為中國資產

階級的代言人的問題。外國的影響在胡適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導地位，這一點

就排除了這樣理解的可能性。但是這兩股思潮——文化的和資產階級的——

卻一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中國的自由主義經常被認為是中國文化史中有點

異常的插曲，正是由於資產階級的捲入它才具有了政治和社會的意義。

雖然《努力週報》的思想家們和商會中的實幹家們所採取的立場往往是

完全相同的，行動中的自由主義還是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或者毋寧說作了

必要的修改。自由主義中國化的最惹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它以捍衛地區的自

由代替了捍衛個人自由。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由於受了西方模式的影響，主張

保衛個人的權利。企業家們則根據他們共同的或各自的實踐，將保護他們這

個社會集體不受政權的過分干涉，視為高於一切的任務。但是由於接受了辛

亥革命失敗的教訓，資產階級只好採取折中辦法，將自治的願望寄託在一個

更加廣泛的組織體系上，認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最終保證自由的實現。其結

果就是從傳統的“自治”主題轉向“聯省自治”。中央政府的衰落給了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