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過後，當人們聽到那種陰慘得令人心碎的稀疏或密集的槍聲時，那老闆又說：“認起真來了嗎？是啊，認起真來了！”

再過一陣，如果暴動到了近處，勢頭也更大了時，他便連忙關上店門，趕快穿上制服，這就是說，保障他財物的安全，拿他自己去冒險。

十字路口、通道上、死衚衕裡，人們相互射擊，街壘被佔領，被奪回，又被佔領；血流遍地，房屋的門牆被機槍掃射得彈痕累累，睡在床上的人被流彈打死，屍體佈滿街心。而在相隔幾條街的地方，人們卻能聽到咖啡館裡有象牙球在球檯上撞擊的聲音。

在離這些戰火橫飛的街道兩步遠的地方，好奇的人談笑風生，戲院敞開大門，演著鬧劇。出租馬車來往穿梭，過路的人進城飲宴，有時就在交火地區。一八三一年，有一處射擊忽然停了下來，讓一對新婚夫婦和他們的親友走過火線。

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的那次起義中，聖馬爾丹街上有個殘廢的小老頭，拉著一輛手推車，車上載著些裝滿某種飲料的瓶子，上面蓋著一塊三色破布，從街壘到軍隊，又從軍隊到街壘，一視同仁地來回供應著一杯又一杯的椰子汁，時而供給政府，時而供給無政府主義。

再無什麼比這更奇特的了，而這就是巴黎暴動所獨具的特色，是任何其他都城所沒有的。為此，必須具備兩件東西：巴黎的偉大和它的豪興。必須得是伏爾泰和拿破崙的城市。

但在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這次武裝反抗中，這個大城市感到了某種也許比它自己還強大的東西。它害怕了。人們看見，在那些最遠和最“無動於衷”的區裡，門、窗以及板窗在大白天也都關上了。勇敢的拿起了武器，膽小的躲了起來。街上已見不到那種不聞不問、單為自己奔忙的行人。許多街道都好象早晨四點那樣，人影不見。人家都嘮嘮叨叨地談著一些驚人的新聞，大家都散播著一些生死攸關的訊息，說什麼“他們已是國家銀行的主人”，“僅僅在聖美里修道院，他們就有六百人，在教堂挖了戰壕並築了工事”，“防線並不牢固”，“阿爾芒？加萊爾①去見克洛塞爾①元帥，元帥說：‘您首先要調一個聯隊來’”，“拉斐德在害病，然而他對他們說：‘我和你們在一起。我會跟著你們去任何地方，只要那裡有擺一張椅子的地方’”，“應隨時做好準備，晚上會有人在巴黎的僻靜角落搶劫那些孤立的人家（在此我們領教了警察的想象，這位和政府混在一起的安娜？拉德克利夫②）”，“奧白利屠夫街設了炮兵陣地”，“羅博和畢若已商量好，午夜或最遲到黎明，就會有四個縱隊同時向暴動的中心發起進攻，第一隊來自巴士底，第二隊來自聖馬爾丹門，第三隊來自格雷沃，第四隊來自菜市場區；軍隊也許會從巴黎撤走，退到馬爾斯廣場；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是，這一次，肯定是嚴重的”，“大家對蘇爾特元帥的猶豫都很關心”，“他為什麼不立即進攻？”“他肯定是高深莫測的。這頭老獅子好象在黑暗中嗅到了一隻無名的怪獸”。

傍晚時分，戲院都不開門，巡邏隊神情鬱忿，在街上來回巡視，行人被搜查，形跡可疑的遭逮捕。九點鐘已經逮捕了八百人，警署監獄人滿，刑部①阿爾芒？加萊爾（Armand　Carrel，1800—1836），法國資產階級政論家，自由派，《國民報》的創辦人之一和編輯。

①克洛塞爾（Bertrand　Clausel，1772—1812），伯爵，法國將軍，一八三一年起是元帥，一八○九年至一八　一四年參加比利牛斯半島戰爭，後任阿爾及利亞總督（1830—1831和　1835—1837）。

②安娜？拉德克利夫（Anne　Radcliffe，1761—1823），英國女作家，著有一些描寫秘密罪行的小說。

監獄人滿，拉弗爾斯監獄人滿。特別在刑部監獄，在人們稱為巴黎街的那條長地道里鋪滿麥杆，躺在那上面的囚犯擠成了堆，那個里昂人，拉格朗日③，正對著囚犯們大膽發表演說。這些人躺在這些麥杆上，一動起來，就發出一　陣象是下大雨的聲音。其他監獄裡的囚犯，都一個壓著一個，睡在敞開的堂屋裡。處處空氣緊張，人心浮動，這在巴黎極其罕見。

待在自己的家裡的人也都採取了防禦措施。做母親的，做妻子的，都惴惴不安，只聽見她們說：“啊，我的天主！他還沒有回來！”難得有一輛車子在遠處駛過。人們立在大門口聽著那些隱隱約約的、不清晰的鼓譟、叫喊和嘈雜的聲音，他們說：“這是馬隊走過。”或者說：“這是裝彈藥箱的馬車在跑。”他們聽到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