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法。在父母睡的大床上面，用繩子掉著一張竹板床，懸在半空中的這張竹板床，成了我生平第一張可以單獨享用的床。這床類似於火車硬臥的中鋪，大床應該算是下鋪，用木板搭建放雜物的擱層算是上鋪，但上上下下遠沒有硬臥方便。熄燈睡覺後，假如我突然想拉屎拉尿，先要叫醒奶奶，她坐起身來，划著火柴，點亮油燈。我在燈光照耀下，才能起床，看準大床上的空隙處下腳，悄悄走下大床，落在地面上，走到床角落去方便。如果沒有燈光照亮，很可能會踩到大床上的人。好在我從小就養成了“睡前一泡尿，睡覺不拉尿”的好習慣，一般夜間不會驚動別人。

更令我煩惱甚至痛苦的是，睡在懸空的竹板床上，只要稍微一動，就會發出吱吱呀呀的響聲，這響聲在夜深人靜時被放大。

而此時的我正處在青春發育期，靈與肉的躁動令人不安。往往一覺醒來，便會胡思亂想，朦朧中意識萌發，熱血上湧，身體膨脹，禁不住會輾轉反側。於是，一陣吱吱呀呀的聲音響起，是那樣刺耳，那樣令人難堪，彷彿是在宣告著什麼。我像個怕被人發現的小偷，趕緊停住了響動。

然而，壓抑著的慾望像潮水一樣一浪高過一浪，青春的火苗越燒越旺，難以撲滅，又一陣吱吱呀呀的聲音響起，我的理智在黑暗中哭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是在“動”與“靜”這矛盾的焦灼中度過的，我不知道飽受過多少次靈與肉搏鬥的煎熬。

我們兄妹六人像一群擠在小窩裡的雛燕，終於漸漸長硬了翅膀，相繼飛上了天空。我們先後考入了師範學校、工藝學校、衛生學校、共大總校……在廣闊的天地間奮飛。離開塔下小屋至今已經40年了，我對它的那份特殊情感卻揮之不去，越陳越香。儘管我到過西安的大雁塔杭卅的六和塔，然而，故鄉繩金塔那金色的塔頂在我的心目中永遠是那樣耀眼、那樣壯觀；儘管我住過兩室一廳三室兩廳，然而，當年從兩塊明瓦中照進來的那一束光柱在我的意識裡，永遠是那樣明亮、那樣溫馨；儘管我吃過龍蝦宴鮑魚宴，然而，塔下小屋過年時母親用雞湯、藕粉、肉丁、豆腐丁、紅白蘿蔔丁做成的糊羹，在我的記憶中永遠是那樣鮮美、那樣難忘。

（全文完）　。。

嬤嬤

一

按照老家山背村的傳統習慣，我們一直把祖母叫做嬤嬤。嬤嬤名叫辜大妹，家裡有四姊妹，她排行老大，自然叫大妹。嬤嬤出生於1896年，比毛澤東主席誕生晚兩年，湊巧的是，她比他去世也晚兩年。一個被億萬人敬祝萬壽無疆的偉人，一個在社會最底層苦苦掙扎一輩子的凡人，生命的長度是相等的。人世間有多少不平事，唯有在這一點上是平等的。

19世紀末中國還處在男子疏長辮的滿清時代。這個時代給嬤嬤留下了終生痛苦的印記，那就是一雙不到5寸長的小腳。

嬤嬤幼年時便纏了腳，慢慢地足部骨骼拗折畸形，最終成了五個腳趾裹成一團的小腳。這種小腳只能穿布鞋。在我的記憶中，嬤嬤從未穿過皮鞋、膠鞋、涼鞋、拖鞋，她一輩子似乎只穿過一雙鞋，那就是她自己縫製的布鞋，因為只有一種樣式，所以在我眼裡，始終只有那一雙鞋。

我的祖父趙乾元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留下孤兒寡母艱難地過日子。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軍佔領南京，在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製造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慘案。中國軍隊企圖抵抗，組織了武漢會戰以圖阻擋日軍進攻的步伐，然而無濟於事。武漢會戰之後，1939年3月，岡村寧次調集日軍三個師團和一個混成旅團，向南昌逼近。南昌的老百姓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舉家逃難。

位於南昌至向塘公路旁的山背村，是日軍進攻南昌的必經之路，鄉親們像無頭蒼蠅一樣隨著人流逃竄。

嬤嬤帶著兒女們是最後一刻離開了山背村。她的婆母年歲已大，又捨不得自家的房屋，堅決不肯離開家鄉。3月17日，日軍開始進攻南昌，山背村被日軍放火燒燬，留在家裡守房屋的老人，和房屋一起化為了灰燼。

嬤嬤拖著一雙小腳，帶著兩個剛成年的兒子，帶著一個跛腿的養女，隨著逃難的人群艱難地前行。逃難路上的經過，嬤嬤並沒有給我講述過。我想那肯定是一個恐懼、焦慮、疲憊、餓無定食、居無定所、難而無助的漫長過程。不知走了多少天，終於到了撫州，迎接她的是人生中又一道難關。

撫州成了嬤嬤揪心裂肺的地方。

據史料記載，日軍用了10天時間攻下了南昌，然後向西進發，4月2日攻下重鎮高安。4月20日中國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