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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晚上,全家用來照明的是一盞煤油燈。不是街上買的罩子燈,是最原始的自制燈,一個小瓶子,用鐵絲扭成一個把手,用鐵皮捲成一個燈頭,調節明暗亮度靠直接去撥動燈芯。這盞油燈一般總是高高地掛在牆壁上,讓它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讓它的光線能照亮更多的地方。我上學以後,有時晚上做作業,要把油燈取下來放在當辦公桌用的那隻木頭箱子上。小小的油燈被我的身影遮擋,頓時屋子裡暗了不少。每當此時,屋子裡就會響起大人們的斥責聲:“日上不做,晚上來做!抵屍影!”

我不知道“抵屍影”這三個字是否寫對?是否能正確表達他們的意思。在一片責難聲中,我只能加快速度做完作業,好在當時並沒有什麼作業,晚上做作業的情況很少。

除了這盞自制的小油燈外,還有一盞玻璃罩子燈,那是父親晚上在堂屋裡做事用的。剛回南昌那幾年,父親沒有正式的工作,只能在家裡做皮箱把手賣錢。這是一件既費體力又費時間的技術活,有時為了趕出一批貨早點出手,父親總是要“打夜作”。他把燈上的玻璃罩取下來,用布擦拭著,擦完,用嘴呵口氣,又擦一遍,明晃晃一塵不染,才放心地安上去,點亮油燈,滿屋生輝。父親找來一張紙,中間挖一個洞,放在玻璃罩上,光線被紙罩住,全集中的案板上,集中在父親不停忙碌著的那雙手上。

望著父親在明亮的罩子燈下做事,我心想,如果我能夠享受到在罩子燈下做作業的待遇,那該多好!這在當時是個多麼奢侈的想法啊。

今天我坐在明亮的檯燈下寫著這些文字時,半個世紀前的情景歷歷在目。我甚至清晰地記得家裡擺放的所有物件。

十幾平方米的房間除了中間有一塊一米見方的空地外,四周都放著東西。一張大木床橫著放,一張大竹板床順著放,幾乎佔滿了空間。靠近窗下放著一隻用木架架起的木頭箱子,箱子上放著火柴、竹殼熱水瓶、鏡子等幾件日用品,放著油燈,成了全家人活動的中心。寫字、看書、遊戲、做針線、商量事情……都在箱子周圍。在木床與牆壁之間不足兩尺的角落裡,擺放著中國人使用了千百年的衛生設施——馬桶。另外還有兩隻圓形木桶,用來放衣服。房頂半邊用木板搭出一個擱層,用來放雜物。堂屋只能用靠近房間的這小半邊,兩條高腳長凳上架著幾塊木板,成了父親幹活的案板,案板下面放著堆煤球的木箱。兩家共用的廚房裡,放了一隻水缸,一隻簡易的切菜臺子,一隻煤球爐子,爐子旁邊的牆上有一個鐵釘,炒菜的耳鍋不用時掛在上面……這就是維持全家吃喝拉撒全部生活的全部物件。

門牌為養濟院背91號的這棟木板房,住了兩戶人家,右邊是我們家的那間小屋,左邊是房東家的套房。兩家共一個大門,共用一個堂屋,共用一個廚房,按理關起門來就是一家,應該睦鄰友好、相互幫助。無奈房東心術不正素質太差,很難相處。

房東李苟婆是個油漆匠,在鄉下四方遊走幫人油漆,順帶搞點販買販賣。長期的有毒物質汙染,造成了他的肺結核病,又稱為“癆病”。早晨或者黃昏,我們總能聽到一陣緊一陣的咳嗽聲,“氣逼”過後,終於吐出了一口痰,聲音趨於平靜。

這口痰,不是一般的唾液,而是攜帶無數病菌的傳染源,父親稱之為“黃膿”。李苟婆有隨地吐痰的習慣,即使是這種“黃膿”痰,也毫無顧忌,故意吐在堂屋裡人多的地方。似乎不傳給別人他的病就不會好,傳得人越多他的病就好得越快。我見過他剛吐出來的膿痰,狀如槳糊,冒著熱氣,泛著泡沫,散著異味,令人噁心。

父親是個愛乾淨的人,面對地上的“黃膿”他恨得咬牙切齒,但又不好當面發作,只能背後咒他“吐血”。父親知道肺結核病是會傳染的,他擔心“黃膿”痰會把病菌傳染給自己的兒女,他總是悄悄地用煤球灰把痰蓋住。

父親對於房東的這種惡行一直耿耿於懷。有一次,李苟婆從外地鄉下販了一批食油來倒賣。食油是統購統銷商品,國家不允許私自買賣。父親悄悄地報告了有關部門,結果是否被查處,我已經記不清了。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是物質匱乏時期,那時購買所有的商品似乎都要憑票證,買米要糧票,買油要油票,買布要布票,買日用品要商品供應證,唯獨生兒育女無需憑證,沒有準生證這一說。於是,在這間小屋裡,弟弟妹妹們像雨後春筍般來到人間,全家從五人增加到九人。三代九口人,住在一間10幾平方米的房間裡,擠在兩張床上睡,隨著孩子們年齡逐漸增大,這種狀況越來越難維持下去。

於是父親想出了個床上搭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