囑我於三月二十五日出庭應訊。我屆時出庭，又看到陳懷琪和他的訓育主任陸伯琨。陸告我‘偽造文書’來誹謗他。檢察官問我何以要登出這件投書？我答覆說：‘我反對國民黨在所有軍隊中，包括憲兵警察等持有武力的機關裡設立國民黨黨部，那是違反現行憲法第一百三十八條和第一百三十九條的基本國策的。’檢察官又問我對軍中政治教育意見如何？我說：‘在軍隊中宣傳憲法，我是贊成的，而宣傳任何黨派的黨義我是反對的。’檢察官又問我參加過黨派沒有？我答說：‘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在東京加入國民黨的。回國後做過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我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第六屆連任。國民黨總裁來臺後，擅自取銷了第六屆中央委員，而另設‘改造委員’，我是改造委員會下面設計委員會的設計委員。由於主持《自由中國》半月刊而批評了國民黨及其政府，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由於登了一篇《搶救教育危機》而被國民黨總裁開除國民黨黨籍，現在是一個無黨派的人了。”＇15＇

當局的真實用意，十分模糊，可能是一種嚇阻，給雷震一個明確的警告，“你再胡來，我們就不客氣了！”，也可能借此試探一下國外輿論反應，特別是美國的官方態度。

出乎國民黨人意料之外的，黨內的開明派如成舍我、胡秋原等，並不以當局的手段做法為然，認為這場官司打下去，國民黨和政府“一定名譽掃地”。原任發行人的胡適，也挺身而出，撰《容忍與自由》一文，委婉地向蔣氏父子檔表態，因此，當局暫時鳴金收兵，訟案告一段落。

當局的“寬大”，原希望雷震有所警惕，其奈，雷頑強固執的個性，和追求信念的精神，只同意停火，而不停戰，且挑戰性愈來愈強，相對地國民黨的敵性也愈升愈高。一九六0年九月四日，終在事非得已的情況下，下令逮捕雷震。

其實，政府明知“在今日國際形勢下必發生於我不利之反響”，＇16＇蔣先生於拘雷之外有很多途徑，足資選擇，如查禁《自由中國》，強迫改組等，可是，當局“經過長期慎重考慮”的結果，寧可採取前者的原因，打擊萌芽中的新黨，乃成為捕雷的主體目標。

四日上午九時，雷震和該刊主編傅正，經理馬之驌，會計劉子英同時自住宅帶走，送進西寧南路三十六號的保安處“黑牢”內，“先用疲勞訊問，繼則威脅利誘”，強迫劉子英承認是中共派遣的間諜，且雷預知全部內情，俾造成雷震“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的罪名。

經國用過相同的方法，對付情敵任顯群，比康熙皇帝單靠文字獄整人，的確技巧上，大跨一步，也容易判十年徒刑。另一方面，單從《自由中國》所刊過的文章中，“斷章取義，東拼西湊，張冠李戴，和改頭換面”，羅織雷的罪名，究難昭信於世人。

特務機構先派洪國式和雷同間，擬由洪誣雷為“匪諜”。詎料，雷說“洪國式不但不肯誣陷我，反而同情我，要我說話當心。”

洪國式這著棋失敗了，改向劉子英下手。雷說：

“因為劉子英是我擔保入臺的，抵臺時又住在《自由中國》社裡面，而我又一再給他介紹工作。如果劉子英能夠自認是匪謀而又告訴了我，那就可以課我以叛國之罪，在‘莫須有’的表面上，總比較好看一點。至於這樣做法，是否喪盡了良心和傷天害理，那就完全不顧了。過去許多王朝時代就不必說了，為了家天下和個人統治起見，清末的那位慈禧固是如此，民國的袁世凱亦復如是。劉子英在受不住威脅利誘的情形下，就‘自認是匪諜，而且告訴了雷震。’被迫繕寫‘自白書’而六易其稿，始得警備總部當局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主持‘雷案’的人，大為滿意。其條件則是警備總部，當然就是國民黨及其政府豢養劉子英的一生和其大陸的家屬”。＇17＇

逮捕雷震，舉手之勞；防悠悠之口，可就不簡單了。九月五日，警總政治部主任王超凡舉行記者招待會，一口咬定雷“涉嫌叛亂”，但事實如何，搪塞以對。又說：警總系根據“懲治叛亂條例”第十條採取行動。第十條規定，在戒嚴區域內，不論犯本條例之罪者為軍人，抑為非軍人，概由軍事機關審判。

王超凡同時以書面檔案，公開指責《自由中國》的言論文字，涉嫌叛亂，國民黨中央黨部，不甘落後，亦以言論摘要配合。

司馬桑敦在其《雷震與〈自由中國〉半月刊》一文中，摘要歸納如下：

“（1）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