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了。“我會談的，不過，不是現在這種非正式的場合。”

“您贏得諾貝爾獎以後有什麼感想？”康託幾乎可以看見那人站起身來，畢恭畢敬地向他鞠躬了。

“坦率地說，我還沒有想過這件事，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將是一個很大的驚喜，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他強調地重複了一遍。“因為這不僅是一份巨大的榮譽，而且是對我們一起合作的整個團隊這麼多年努力的一種肯定。”

這是一種很虛的回答，大多數記者，特別是瑞典的記者，都會認為這僅僅是表面形式。倫德霍爾姆雖然是正規媒體的記者，也需要某種內容更加豐富的東西。於是，他換了種方式問：“教授，您準備怎麼安排這筆諾貝爾獎金？你決定怎麼花這筆錢了嗎？”

康託大吃一驚。獲獎後第一次發言該怎麼說，他已經練習了很多遍，卻從來沒有認真地想到過錢。“不……不，當然沒有。”

康託這個回答非常自然，可那位記者的聲音聽上去卻充滿了懷疑：“你知道獎金的數量究竟有多少嗎？”

康託再次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毫無準備。他的回答十分遲疑，給人心煩意亂、不知所措的感覺。這正是那位記者在這種場合下最樂意聽見的，他當然誤以為康託是對錢財不感興趣。“嗯，聽說數目很大，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

斯德哥爾摩那位記者的電話剛結束通話，康託就開啟收音機。他晚了一兩秒鐘，錯過了幾個關鍵詞。“……今年的諾貝爾獎基本上名花有主。文學獎獲得者將在下週揭曉。”

該死！康託想，是等7點鐘的新聞聽獲獎名單，還是打電話到電臺去？其實，他什麼都不需要做。第一個電話之後馬上就有電話進來了。這次是克勞斯打來的。

“艾西，”他的聲音熱烈興奮，真摯的喜悅似乎由電話那頭流淌了過來。“希望我是最早向你表示祝賀的人。你獲得諾貝爾獎真的當之無愧。這證明我知道如何挑選候選人。”

康託開始說一些表示謙虛的話，但他氣惱地發現，克勞斯竟然停頓不語了。“我有件事要告訴你，你一定會覺得很有趣的。你猜勒瑟馬（Lurtsema）剛才在廣播裡播報這條訊息的時候是怎麼說的？”

“我確實一無所知。”康託回答說，“我連勒瑟馬是誰都不知道。”

“美國波士頓公共電視臺的播音員。這無關緊要。你不妨，”克勞斯巧妙地勸誘道，“猜猜看他是怎麼說的。”

“那好吧，”康託決定開個玩笑，“中西部癌症研究專家贏得了諾貝爾獎。”

“錯了，”克勞斯得逞了。“勒瑟馬一上來就說，'哈佛又一次贏得了諾貝爾獎。'真奈何不了我們本地的沙文主義，典型的哈佛作派。”

“我不明白。”康託聽上去很困惑。“他怎麼會這麼說。”

“你什麼意思？你還不明白嗎？你這中西部的老土，我們正急於在我們的獲獎名單上新增新人，這裡所有的人都把斯塔福算成哈佛的人。簡直荒唐可笑，你說是嗎？”

當時正是早晨6點28分。康託半裸著躺在黑暗的臥室裡，很冷，他覺得這一天好像還會變得更加糟糕。

康託…斯塔福聯袂獲獎在大多數人看來都很合適：關鍵的論文——那篇簡潔明晰地描述了腫瘤發生普遍理論及其第一次實驗證明的論文——署的是康託和斯塔福兩個人的名字。把斯塔福的名字加在上面的起因可追溯至1923年，那一年，班廷和麥克勞德因為發現了胰島素而獲榮了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貝斯特（CharlesBest）曾經與班廷一起在麥克勞德的實驗室裡完成了至關緊要的實驗，卻與大獎無緣。年輕的貝斯特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引起了人們的大聲疾呼。這種呼籲一直持續了幾十年。從此以後，諾貝爾委員會就特別關注對於比較年輕的合作者的肯定。1948年，米爾斯坦（Milstein）和傑尼（Jerne）與比他們年輕得多的凱勒（GeorgesKoehler）一起，因為單克隆抗體的研究共同榮獲諾貝爾獎，就是這種分享諾貝爾獎的一個最新事例。

莉亞在黑暗中去接聽電話之前，電話鈴聲至少響了十分鐘。“喂，”她睡意朦朧地對著電話說道。

第47節　這是誰的電話號碼

“是莉亞嗎？我是傑裡，我有話要對塞莉說。”他的聲音聽上去很急促，莉亞迷迷糊糊地，沒有聽出來。

“什麼？”她在喉嚨裡咕嚕了一句。

“莉亞！我有話要對塞莉說。”他重複了一遍。她擰亮了電燈。“天哪！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