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或許也是在世界上被最為廣泛地認識的原因）是在中國一邊，此即中國多年來的不平衡的發展模式。第二，也因此，以更大的努力和更好的方略爭取中美貿易矛盾的實質性緩解和中美貿易基本平衡的逐漸實現意義非常重大，它們不僅關乎中國的對外大戰略，也關乎中國的總體大戰略和基本發展方向；它們與在“科學發展觀”引領下轉變中國發展模式這一歷史性的頭號任務密切相關。第三，中美貿易矛盾這一經濟問題確實是處在一個近乎決定性的和愈益更為寬廣的政治環境之中，就此而言純粹的經濟論辯效用不大。什麼叫“近乎決定性的”政治環境？這就是指政治遠不只是由經濟學家、大公司和商人決定；特別在美國，政治在一定意義上是由投票選舉美國國會和總統的那些人決定，而在中國也有愈益重要的廣義的公眾輿論。什麼叫“愈益更為寬廣的”政治環境？這主要指中美貿易關係在美國被廣泛地“政治化”，即出現了一種非常廣泛的意象——幾乎絕大部分美國人都將中國簡單化地設想為世界工廠，大搞不公平貿易。持有這種意象的美國人太多了，要他們聽從複雜的經濟道理至少一時不太可能。第四，對中美目前的貿易關係（一種仍包含“誰得到較多”這一問題的互惠互利的關係）要有一項常識性的理解：哪個獲益相對較多？哪個有著相對最為聽似有理的抱怨？中美貿易關係的當前狀態是否躋身於中國當前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環境之列？

中美關係基本透視和戰略分析（3）

在軍事能力發展問題上，中國既要堅持軍事現代化和發展中遠端投射能力，又要堅定不移地繼續將軍力發展置於國家大戰略的總體框架內，更仔細地平衡主戰略與次戰略的關係、增長軍事實力與消減不利反應的關係，在軍事透明度問題上更精明地與美國周旋，爭取促使五角大樓和美國防務知識界內的對華溫和勢力逐漸增強。中國還需要開始高度關注和努力緩解在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問題上逐漸突出的與西方國家的重要矛盾。與此同時，中國應當爭取“贏回”在朝鮮問題上的主導或部分主導地位。中國還應當更主動更有效地推進東亞區域和次區域合作體制的生成，高度重視美國在亞洲晚近得到加強、並且很可能繼續加強的對華外交競爭，更積極更精明地從事這主要是關於造就朋友、贏得善意和加強柔性影響的比賽。

對於中國的大戰略及其實踐來說，特別是在中國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中，存在三大新近浮現的有相對長遠影響的問題，它們在未來可以變得甚至更為顯著。第一，在一定意義上，中國關於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的不斷重申的保證現在開始變得區域性地“不相關”，因為它既依靠言辭宣示也依靠實際行為業已如此成功和有效，以致西方大多數“知情聽眾”（包括美國政府）實際上顯然相信中國現在是和平的，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如此或至少大體如此；對它們來說，愈益需要的是中國關於自己“負責任的崛起”保證——同樣既依靠言辭宣示也依靠實際行為的保證。

第二，由於美國的相對弱勢，也由於從它在伊拉克和中東的巨大的戰略　／　政治失敗中學得的教訓，第二屆布什政府與第一屆相比已變得遠不那麼單邊主義；與此同時，它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越來越不滿它們看來的中國“單邊主義”（那與它們大致讚揚的中國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並存並行），例如在中國的反衛星試驗、境外能源追求、非洲外交、對中西貿易矛盾和全球環保的態度、與“不良國家”間的密切關係或對它們的所謂過度姑息等方面。

第三，中國領導人似乎仍相信重申和強調“韜光養晦”能繼續有助於世界對中國的和平意圖和審慎態度放心，然而事實上“韜光養晦”現在已變成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領導人最不願聽的中國話語之一；因為，這在他們的耳朵裡越來越像“免費搭車”戰略，規避當今中國應當也有能力承擔的“責任成本”，對他們希望或甚至敦促中國去做的事情經久地不予表態。以上三點一言以蔽之：“國際責任”而非“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正在成為中國大戰略問題的首要關鍵詞。

中美關係眼下的短期圖景如同長期前景一樣是雙重性的，其中的負面色彩比２００５年秋季往後的任何時候都濃重。自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之交以來，與此前一年多時間裡中美關係的“最佳時候”相比，已有的和新起的猜疑和對立一直在變得引人注目。中美經濟戰略對話首輪大致未獲成功，第二輪雖獲一定成功但相當有限，仍不足以阻止美國對華貿易保護主義趨向在今後更加惡化；中國反衛星試驗後，“中國軍事威脅論”急劇再度勃發；布什政府對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