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年工夫，我們不能工作，我應當是比較幸運的。因為反右最厲害的是在上海經濟學界，我們這種人，這種經濟學都是外國來的，所以上海的經濟學教授是反右的重點。我到了北京換了行了，舊賬不算，所以我在無意當中逃過了一個嚴重的反右。當然我們都要住“牛棚”，我們都要下“五七幹校”。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叫“牛棚”。小孩子問我，爺爺你幹嗎到“牛棚”裡面去。像“五七幹校”人家更不懂了，“五七幹校”去學習嘛，挺好的，不知道“五七幹校”（　的學員　）實際上就是高階的勞改犯。

崔永元：他們說“幹校”的時候特別苦，但是您好像能苦中作樂。

周有光：“幹校”對我來講不是特別苦。我容易失眠，知識分子有失眠毛病的人比較多，我到了那裡，不需要動腦筋，我的失眠症就好了。（　笑聲　）所以我說這個壞處當中也有好處。

崔永元：那小夥子指我呢，你是希望我也去“幹校”，是吧？（　笑聲　）治失眠，主要還是心態，不一定每個人到那兒都能治好失眠，有的人到那兒就受不了，尋短見了的都有。

一生有光：百歲語言文字學家的快樂生活（5）

周有光：你到“幹校”那裡去不是去開會，不是去議會，是勞動改造，那是勞改犯。可是勞改犯當中，應當是“幹校”比普通的勞改犯稍微好一點。第一年是下地種田，插秧，挑秧。最困難的是挑秧，這個秧是潮的，溼的，要赤著腳走那個田埂。田埂很小，不要滑倒，滑倒了就麻煩了，可是我沒有滑倒。種田這一關我覺得很有意思，我一生是沒有機會種田的。

崔永元：我聽說那個時候經常開會，在太陽底下開會，一曬曬好長時間。

周有光：你講開會，我想起一個有趣的事情。有一次通知第二天早上五點鐘開會，有重要的事情。我一看這個天氣非常好，那到中午一定熱得不得了，我就戴了一個大草帽。到了十一點鐘左右吧，來了一群大雁，這個大雁來啊不是幾千只，是幾萬只。這個大雁是鋪天蓋地的。

崔永元：大雁……

周有光：這個大雁飛到我們頭上，一個領頭的雁叫一聲，所有的大雁都下大便。它們的大便是集體化的，（　笑聲　）那麼幸虧我戴了一個大帽子，身上大便很少。不戴大帽的人，頭髮裡面的大便幾天也洗不乾淨。可這樣一件事，他們說一萬年也不容易碰到一次，那我碰到了不是很幸運嗎？（　全場笑、鼓掌　）

崔永元：我特別想知道您的這個心態是怎麼調整的，為什麼什麼時候都能這麼高興，連在這個大雁拉糞當中都能找到樂趣。（　笑聲　）您的心態是怎麼調整的？

周有光：我想這有兩個關係。一個是家庭教育。從小的教育，大人叫我們小事情不要跟人家計較，吃虧就吃虧一點，這一點是有影響的。還有我的樂觀主義，我總會往前看，往大的地方看，我想國家大事，想世界大事，不想那種小事情，所以樂觀主義使自己愉快。（　掌聲　）

崔永元：您生活中有沒有想不通的時候？

周有光：想不通的時候？

崔永元：特別生氣。

周有光：你拐個彎就通了啊。（　掌聲　）

崔永元：你們現在電腦輸入漢字，用的是什麼方式呢？

觀眾6：智慧ABC。就是拼音。

崔永元：拼音，就用的是拼音。我給念一下，說周先生對自己的專業始終保持熱情，不但著書頗豐，並且在一九八三年著書闡述拼音變漢字的原理，提倡雙打全拼法，使拼音變換漢字技術代替字形編碼，一九八三年制成軟體。（　掌聲　）我們每個人都不知道，實際上差不多我們每天都在跟周先生打交道，是不是？您哪來的這麼多熱情，到了一九八三年還在寫書，還在研究新的方式？

周有光：我身體健康，基本上是好的，就是耳朵聽不見。耳朵聽不見當然是一個壞事情，可是我把它轉變成為好事情，為什麼呢？耳朵聽不見，我就不到外面去活動了，老在房間裡看書看報寫文章。到今天為止每個月我發表一篇文章，有長的有短的。一個月之前我又出版了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　漢語拼音文化精良　》。為什麼要出版這本書呢？許多朋友告訴我，他說明年是漢語拼音方案確立五十週年，你把你從前寫的有關拼音的文章選一部分出來，寫一本書紀念五十週年，這樣就出版了這本書。所以我覺得雖然是一百零二歲（　了　），（　可　）我沒有感覺到老，我根本不考慮老的事情。我說上帝糊塗，把我忘掉了。（　笑聲、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