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開車，不用保鏢。他叫他的司機“馬林可夫”，因為，很像那個俄國人的故事，有一次，他的車子沿海濱公路疾駛，遇到幾位候車的軍官。經國把他們帶回臺北，每人收三十元臺幣的車資。其中，居然沒有人知道他是誰。（22）。

在中國，地位如此顯赫，而能如此瀟灑、自信，具有平民意識的，還有誰？

父親總統，兒子總統，使人想到封建帝王的子繼父位。確實，蔣經國若不是蔣介石的兒子，既不會有蘇聯落魄，也不能有上海打虎。

說不定一場天花，不拋屍野地，也落滿臉大麻子。然而，忠賢之家也有好匱，茅草屋也出虎狼。關鍵在看他如何行動。

他說：“如果我們勤勤懇懇地為老百姓做事，我們是不會完蛋的。（23）”。

美麗的青島，化作一條騰飛的小龍，我們這條“大龍”呢？

在這個充滿競爭的世界上，機會確實不是均等的。臺灣經濟起飛固然有天時地利的因素，可決定性的不還是“人和”嗎？

起碼，臺灣沒搞“文化大革命”，我們失去了大多的機會。機會可以再抓，時間卻是一去不復返了！

下面題為《人命價值的地區差》的文章，載於1989年2月26日《文摘報》第1版：

淮海戰役前夕，美國水兵的吉普在上海撞死中國人，賠償相當於購買一頭騾子的錢：兩年前，北京某電器廠向該廠電器產品使用者宣傳：“如確因質量問題發生觸電死亡時，由我廠支付人民幣3000元，不再承擔任何其它責任和費用，”一個工廠竟隨便給人命標定價格！不過總算是中國人自己定的，沒有異族凌辱的痕跡。

我們不妨再看看外國人命的價格：英國一婦女在醫院接受剖腹分娩，手術中因麻醉革物失靈造成疼痛（注意：僅僅是疼痛）。經法院列決，獲1。72萬美元賠償。美國一個家庭蒸氛取暖器被五歲小孩碰翻造成燙傷，向生產取暖器廠方索賠，法院判給25萬美元賠償費。

中國人食用廠制食品中毒，有間公司不可能給中毒者償忖損失；出口食品因質量不合格退回來，可以“轉內銷”喂自己同胞；“文革”中被虐殺、逼死，被私刑拷打致傷、致殘、致瘋、玫死者難以計數，哪一個受害罹難者向法院告狀要求以命償命以血還血？可能生活早已教會他們懂得自己在這塊上地上享有的價格。

形成這種“地區差”的社會因素是甚麼？我曾苦苦思索，卻一無所獲。但有一個發現，那就是不管其它物價如何升降變易，而中國的人命價格卻始終保持穩定：解放前相當於一頭牲口到現今的3000元人民幣，並無多大波動！

這篇文章旁邊還有篇短文，題目叫《公費“買春”》：

據說，日本、臺灣、南朝鮮、泰國有一種“買春旅遊”，旅客交給旅行社的費用中，包括了嫖妓宿娼的費用，最近看報，上海出現了“陪酒女郎”，廣東一些地方也辦起了“桑拿浴室”、“按摩中心”，不少是色情場所，一個鐘頭要花四五十元。

報上是說“有人利用公款，互相請領導去‘按摩’”。這就在公費吃喝、公費旅遂之外又出現了當宮的不用自己掏腰包而可以玩女人的公費“買春”這一種中國特色的“新”事物了。

這一切，都在向今天訴說著甚麼呢？

當年講的“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那個“老大哥”，曾當過領導人的赫魯曉夫，被趕下臺過退休生活後，回顧歷史，發出這樣的懺悔：

“我在1914年結了婚，那時我是20歲，因為我做的是高度技術的工作，我立刻得到一套房間。這套房間有會客室、廚房、臥室和餐室。革命後好多年，回想起我做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有比現在生活在蘇維埃政權下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位條件，使我感到痛心。革命後很長一段時閒內，我們甚至不能滿足工人們包括那些曾在紅軍中服役過的人最基本的需要，青年男女在他們結婚之前會到我們這裡來，要求給他們一套房間。我們不僅不能給他們一套單獨的房間——我們甚至常常不能為他們在宿舍裡找到一個池方，這不糟糕嗎？”

“就物質條件來說，人們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供應。我不打算從我作為革命前頓已斯的一個工人和革命後十餘年作為莫斯科一個黨的工作人員在生活方面的對比中作出結論，雖然我不否認我在對比的時候常常悶悶不樂。”

“只要指出這點就夠了：革命後工資太低，而物價太高。”（24）。

我們那些逝去的和離休的當家人，在回顧造成40年後還是“初級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