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家，父殺子，子殺父，原本平淡無奇。但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政壇要人中，父子鬧到如此田地者，尚屬鮮見。

因此很在蘇聯紅火了一陣的“尼古拉同志”（蘇聯為每個中國留學生都取了個俄羅斯名字，蔣經國叫“尼古拉”），到底還是躲不過政治風浪的拍打。先流放般送到農村，繼而又去工廠。若不是“國共合作”出現轉機，還不知要“留學”到猴年馬月。

“當官的莫進來，發財的請出去！”寫在贛南幹部訓練班大門口木牌上的這段話，自然使人聯想到當年的黃埔。踏著晨曦和學員一道赤膊跑步的蔣經國，則使人聯想蔣介石當年黃埔夜巡的身影。但對於“尼古拉同志”，這一切已經無不帶著在馬列主義故鄉修煉的烙記了。

贛南的“蔣青天”成為上海的“經濟沙皇”、“雍正皇帝”；堅定的信念，踏著社會主義節拍。蘇聯十月革命後出現的經濟危機，不就是被布林什維克的鐵腕打下去了嗎？他沒看到這段。但蘇聯共產黨人朝氣蓬勃的獻身精神，他是耳聞目睹的。

畢業於列寧格勒的託瑪卡軍政學校，後來成為二級上將的蔣經國，一生中未領兵打仗，卻敢打老虎，會做工種田。

種田，從農民幹到村蘇維埃主席。做工，從工人到技師、廠長。

沒有住處，中國的“第一公子”睡在教堂車房裡，後來又和一位貧苦老婦共居一室。吃黑麵包，淘金，挑柴，背鐵條，抬機器，修馬路。比之今天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刷盤子，不知要苦多少倍。若換成孔家公子小姐，或許早不堪忍受，尋了短見。蔣經國就是在這種人生逆境中，錘鍊了他的大眾意識。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夫子的格言，沒想到卻應驗在異國他鄉。

當然，誰也不能忽視他的身份（連斯大林都不能忽視）——他是“太子”。

贛南新政，上海打虎，滿口言論，與共產黨如出一轍。除非太子，誰敢？

孫科敢。他敢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卻不必擔心被戴上紅帽子投入監獄，或者殺頭。堂而皇之寫在憲法上的“自由”、“民主”，他是可以充分享用的。因為他是國父孫中山的兒子。

而到了連太子也必須緘口的時候，深切體驗了中國政治的黑暗和變幻莫側的蔣經國，只有仰天悲嘆，用淚水傾訴“自由”、“民主”了。

有人跌落民間復起後，會變得無比貪婪。有人政治上受挫，會激流勇退，或一反常態，以百信的瘋狂去角逐權力。

政治家蔣經國的偉大和高尚處，在於對理想和目漂的矢志不渝，並能在傳統的慣性和情力中，不屈不撓地衝殺出一條符合時代潮流的民主和進步的道路。

1988年1月26日，臺灣《自立晚報》刊登李簇峰的文章《不同觀點評價蔣故總統》，認為，蔣經國一生中值得稱道的兩件事，其一為“蔣先生能夠掙脫黨內保守勢力，推行民主化政策，毅然決定解除戒禁，開放黨禁、報禁，這是歷史性的決定”。

同年2月2日，臺灣《民眾日報》刊登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教授邱垂亮的文章《蔣經國的功過》，說：七十年代，他領導臺灣的科技菁英，推展十大經濟建設，迅速創造經濟發展奇蹟。臺灣經濟增長率近十二年來，每年平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國民平均所得，每年由六十年代的五六百美元，到八十年代的五六千美元。”

1942年7月4日，江西第四區行政專員兼贛州縣長蔣經國，在專區縣長會議上，說了一個令人陶醉的新中國的夢：

那時的贛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園樹木，而且警察也沒有了，路上都是機器來指揮交通。自衛隊也沒有了，因為大家都能安居樂業，沒有土匪強盜，所以用不到自衛隊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導員）。贛南的大禮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幾處鍊鐵廠和飛機制造廠，那個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漂亮的電車站，那個大禮堂，堂皇美麗，可以容納兩萬人。大禮堂之正中在轉映紐約的電影和維也納的音樂，幾處電視的慕上，正在映出倫敦的足球賽。那時候，已經成為電氣化的世界。（21）。

在那樣一個昏天黑地的世界，能發出這樣一番頗像箇中學生的羅曼蒂克的暢想，也見一顆清潔之心。

更可貴的，是認準目標就百折不撓地走下去。

一位美國記者，這樣描寫50年代的蔣經國：

他幾乎沒半點我們在亞洲所常見的權力象徵或排場，他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