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以不同的視角觀察共和國的局勢，從而得出獨到的結論。

在裴承毅看來，1年多前發生的事情就為現在的局勢埋下了伏筆。

追根溯源的話，印度戰爭中的東線決戰後期，王元慶採納裴承毅的建議，對總體戰爭計劃做出全面調整就是整個事件的根源。要知道，按照最初的戰爭計劃，印度戰爭最快也只能在2036年下半年結束，最晚，則有可能拖到2036年底。因為王元慶不會將戰爭交給下一任國家元首，所以印度戰爭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拖到2037年。如果按照最初的計劃進行，王元慶將在2037年初將政權移交給顏靖宇，由這個“理想接班人”繼續推進政治改革，再用10年實現政治改革的宏偉目標。雖然裴承毅從來沒有仔細考慮過，但是以當時的局勢，如果上臺的是顏靖宇，出任總參謀長的肯定是裴承毅。

原因很簡單，顏靖宇深受王元慶影響，不但銳意改革，而且擁有推進改革的膽識與魄力。在所有必要因素中，顏靖宇只缺少來自軍隊的支援，因此需要一名在軍隊中擁有崇高威望，又具有一定政治頭腦的總參謀長。不管從哪個角度看，裴承毅都是最佳選擇。

也許在很多人看來，裴承毅在印度戰爭中的絕佳表現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是裴承毅從來沒有後悔過，原因很簡單，裴承毅的理想並不是成為總參謀長，或者說，不是在這個時候成為總參謀長。

在半年內打贏印度戰爭，既有好處，又有壞處。

古話說得好，欲速則不達。

制訂戰爭計劃的時候，把整場戰爭的持續時間訂在1年左右，既不是王元慶心血來潮的決定，也不是裴承毅無中生有的臆測，而是經過周密演算與反覆推演後得出的結果。也就是說，戰爭到底打多久，不僅僅由對手的實力決定，還得由共和國的實力決定。戰爭不僅是戰場上的鬥爭，還是戰場外的鬥爭。對共和國來說，擊敗印度軍隊並不難，難的是如何維護印度的戰後局勢。用1年左右的時間進行大規模作戰，是各種因素疊加的折中結果，也是各種因素相互妥協的最佳選擇。當裴承毅把這個時間縮短一半以上的時候，雖然能夠最大限度的降低戰爭傷亡、減少戰爭開支，但是在其他方面卻造成了許多難以預料、也無法控制的嚴重後果。別的不說，2036年，共和國的最大一筆開支就是對印援助。雖然無法準確統計出共和國在戰後投入印度的援助資金，但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計，因為準備不充分，共和國在戰後的對印援助規模肯定比最初計劃的增加了30％以上，對共和國造成的經濟損失在5萬億元以上。

除了經濟上的影響，對政治改革造成的影響也不可低估。

按照裴承毅的猜測，因為戰後開支之遠超過預算，所以王元慶不得不在2036年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以求獲得更多擁護政治改革的利益集團、特別是民族資本家與民營企業集團的支援。改革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工程，經濟與政治又相互影響，王元慶不可能只在經濟領域做文章。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走到這一步，既得利益者要求的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更加渴望獲得政治利益。

別說裴承毅是過有政治頭腦的軍人，就連普通軍人都能感受到國內鬥爭有多麼激烈。

透過紀佑國發起的“產業結構調整”，共和國的民族資本家與民營企業飛速崛起，特別是藺彥博、李成文、葉永畿等一大批華矯華商帶在在海外積累的財富回到國內之後，民間經濟利益集團迅速發展壯大。雖然在趙潤東執政期間，共和國的改革一度限於停滯狀態，但是趙潤東很好的繼承了紀佑國的改革路線，並且以“休養生息”的方式鞏固了紀佑國的改革成果，讓一大批在控制了社會公共資源的國營企業面前還略顯稚嫩的民營企業得到了發展壯大的寶貴機會，包括“中重集團”在內的數十家在王元慶執政期間進入全球500強行列的民營企業就是在這個時候打下基礎的。到了王元慶開始推行“政治改革”的時候，共和國的民族資本家與民營企業家追求的不再是經濟利益，而是政治權利。問題是，沒有任何一個利益集團願意心甘情願的讓出既得利益。站在2027年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既的利益集團絕對不是民族資本家與民營企業家，而是國營企業，特別是那些把控著國營企業，利用掌握的公共資源與公共權力牟取利益的高層管理者。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政治改革的10年，就是利益集團鬥爭的10年。

作為軍人，裴承毅非常清楚這10年間發生了什麼事情。當初在總參謀部擔任作戰處處長的時候，裴承毅參加過J…16與J…17兩種戰鬥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