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57年的換屆選舉開始前，很多西方新聞媒體就宣稱，共和國當局借第二輪政治改革的機會，推行如此複雜的直選制度，擺明了是不想推行直選，或者想操控選舉，並未實現直選。雖然西方新聞媒體的觀點極為荒謬，要知道，從根本上講，共和國的大多數公民對第一輪政治改革的成果已感滿意，國內沒有推行直選的緊迫壓力，共和國當局完全可以維持原來的政治體制，不需要加快民主政治程序，因此推行直選本身就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如果共和國當局想操控選舉，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推行直選，又有什麼必要畫蛇添足呢。但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過於複雜的選舉程式，特別是計票方式，也給直選帶來了不少麻煩，至少很多共和國公民就不明白，為什麼要搞得這麼麻煩。

萬幸的是，2057年的換屆選舉並沒出人意外。

當裴承毅宣佈參選的時候，就有人指出，換屆選舉不會出現第二種結果。

當然，幫助裴承毅勝出的，肯定不是新的選舉方式，而是緊迫的國際形勢。

雖然世界大戰沒有在2055年爆發，2056年也在平靜中度過（根據一些西方國際機構做的調查，2056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111年中，戰亂最少的一年），但是當美國新任總統杜奇威在2057年1月初宣誓就職，隨即宣佈將2056到2057財年度財政預算中還沒有審批的大約43000億美元中的37000億用於國防建設，只有不到6000億美元用來補貼已經出現問題的美國經濟，就有人懷疑，和平還能維持多久。

可以說，這也正是共和國公民心裡的疑問。

問題是，如果僅從兩個超級大國當局的舉措來看，根本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因為在此之前的好幾年間，共和國與美國的鉅額國防開支都像在為戰爭做準備，而持續好幾年的準備工作早就該到位了，戰爭卻遲遲沒有爆發。

受此影響，很多人學會了從另外一個層面看問題，那就是世界經濟在何時崩潰。

毋庸置疑，經濟發展不是單獨存在的事物，經濟環境惡化，也與戰爭壓力有關。

雖然從本質上講，發生在21世紀50年代的經濟危機與發生在21世紀初、以及20年代的經濟危機一樣，均是由社會分配不公，財富過度集中，導致消費疲軟、生產過剩而導致的，但是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50年代的經濟危機更像是一場人為導演或者說蓄意製造的危機，與經濟本質並無關係，因為這場經濟危機的根本問題中，除了分配不公之外，還與過於龐大的軍費開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僅從經濟學的角度講，軍費開支實際上具有二次分配的效果，即透過政策等強制手段，轉移社會財富，完成對財富的第二次分配。問題是，當軍費開支過於龐大的時候，就會迫使政府提高財政赤字，從而增加流通貨幣量，即導致貨幣嚴重貶值。

可以說，21世紀50年代的經濟問題就是貨幣貶值。

前面已經提到，早在2050年前後，共和國與美國就先後降低了對人民幣與美元的支援力度，擴大了匯率浮動區間，從而導致人民幣與美元在迅速走低，最終迫使歐盟與俄羅斯不得不讓歐元與盧布貶值，最終導致全球各大經濟體都受到影響，各主要經濟體的流通貨幣都開始大幅度貶值。

當然，貨幣貶值既有看得到的一面，也有看不到的一面。

看得到的，自然是對內通脹、對外貶值，而看不到的，則是貨幣的實際購買能力大幅度降低。雖然這也是貶值，但是表現形式與通貨膨脹並不完全一樣。歸根結底，還是花在軍事上的錢太多，而軍事物資實質上並不進入流通領域，導致真正進入消費市場的物資比發行的貨幣少得多。以共和國的國防建設來說，在2050年到2054年的5年間，共和國的國防開支總計超過了200萬億元，其中大約80％以人事津貼、工人工資、貨物款項等等方式進入了流通領域，成為具有購買能力的貨幣，只有大約20％以企業利潤的方式，透過投資、存款與購買金融產品等方式，沒有進入流通領域。問題是，在這200萬億軍費中，真正生產出來的具有市場流通能力的產品少之又少。也就是說，進入流通領域的160萬億必然會稀釋人民幣的總體購買力。到2055年，共和國的廣義流通貨幣也只有大約600萬億元，160萬億佔了其中的26。7％，相當於使貨幣貶值了這麼多。

種種因素加這一起，結果就是消費市場急劇萎縮。

雖然以貨幣量計算，共和國與美國的經濟仍然在蓬勃發展，即便扣除雙方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