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霍夫。高爾基的回憶錄，尤其是回憶托爾斯泰的那一篇，稱得上絕妙。那是由一些片段組成的，如速寫一樣寥寥幾筆，卻極為傳神地勾畫出了托爾斯泰的凡胎和靈魂的輪廓。除了託翁自己的日記，還沒有誰使我如此真切地瞭解這個血肉之軀的偉人。我還喜歡巴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它把藝術體驗和欣賞還原成了個人靈魂中的事情。當然也讀了一些西方作品，例如雨果、司湯達、梅里美、德萊塞，但數量相對較少。有一陣，世英在讀易卜生，我也跟著讀了，對於易卜生所揭示的優秀個人面對社會庸眾的孤獨和勇氣深感同情，也很欣賞他的戲劇語言的凝練之美和尖銳的力度。

除了小說，我還經常讀詩。讀什麼詩完全看心情，在不同的心情下，陪伴我的是不同風格的詩人。放在我床頭的有雪萊和海涅，也有馬雅可夫斯基、聶魯達和希克梅特。世英時常翻開戴望舒譯的《洛爾伽詩鈔》朗讀幾句，在一次朗讀之後，他把這本書送給了我。我從這位西班牙民謠詩人那裡第一次領略了純詩的魅力。“不安的少女，你賣的是什麼，要把你的乳房聳起？”“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尋他的聲音。”這些句子既純淨又朦朧，美到了極致。

一年級下學期，世英的情緒處於極度不安之中。他用鋼筆描畫了一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肖像，貼在床邊牆上。他說自己頹廢，並且開始讀有頹廢色彩的作品，例如安德列耶夫的《紅笑》、阿爾志跋餒夫的《沙寧》、波德萊爾的《惡之花》。聽了他的盛讚，我也讀了這些書。他還發現了海明威和雷馬克，在他的帶動下，我讀了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老人與海》和一些中短篇，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凱旋門》等。海明威的語言藝術使我耳目一新，但我那時候還不能真正體會他的革命性，更喜歡保留了較多傳統手法的雷馬克。世英的這些書都不像是他父親收藏的，大約是他自己從舊書店淘來的。當時有少量西方現代派作品被翻譯過來，用內部發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級別的幹部才有資格買，世英常常帶到學校裡來。我也蹭讀了幾本，記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凱魯亞克的《在路上》，荒誕派劇本《等待戈多》、《椅子》。愛倫堡也是世英喜歡的作家，由於被視為修正主義者，其後期作品也是內部發行的，世英當時已讀《人，歲月，生活》，我在若干年後才讀到，當時只讀了《解凍》。在同一時段，世英還迷上了尼采，經常對我談起，不過我在他的案頭只看見一本蕭贛譯的《札拉斯圖拉如是說》，因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沒有讀下去。有一回，他拿給我一本內部資料，上面有薩特的文章，建議我讀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義。大約是受孫經武的影響，在尼采之後，他又醉心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我曾向他借這本書，他沒有答應，笑著說：“你也想讀？早一點了吧！”如果說一年級上學期是我的俄國文學年，那麼，下學期即1963年上半年可以說是我的現代思潮年了。透過自己閱讀，也透過世英的談論，我對現代西方文學和哲學有了零星模糊的瞭解。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這已經很不容易，那些東西都被判為反動，一般學生根本接觸不到，如果沒有世英，我也接觸不到。

我永遠感謝郭世英，在我求知慾最旺盛的時候，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把我帶到了世界文學寶庫的大門前。我在這個寶庫裡誠然只走了很小一個角落，但是，一旦走了進去，看見過了珍寶，我就獲得了基本的鑑賞力，懂得區分寶物和垃圾了。作為一名哲學系學生，我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外國文學，這正是我的幸運。我從這些偉大作品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深度和廣度，彷彿在我的心中建立了一個秘密家園。有了這個家園，當我面對僵化的環境和課程時，就能夠保持一份內在的自由，也保持了一種免疫力。從長遠看，文學給予我的營養必能滋養我的精神成長，日後在我的一切精神果實包括哲學果實中體現出來。我始終相信，人類精神生活的土壤是統一的，並無學科之分，只要紮根在這土壤中，生長出的植物都會是茁壯的，不論這植物被怎樣歸類。

四、貧乏的哲學課

我上大學時，全國大專院校哲學公共課的統一教材是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它同時也是我們哲學系的主要教材。區別只在於，我們必須在這本書上花費多得多的時間，除了書上的內容外，還得聽取教員蒐集來的對它們的煩瑣的詮釋。我們在北大隻上了兩年課，而這本書是兩個學年的主課，第一年上辯證唯物主義，第二年上歷史唯物主義。這本書的基本框架來自斯大林《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的一節，標題正是《辯證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