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和諧發展，不僅在關愛孩子的同時，還要協調好老年人口的生活。

最美不過斜陽紅，老年人的生活需要和孩子一樣，能有一個快樂的生活。這樣他們才不會孤獨、寂寞。在敬老院給我們的結論是，老人與老人之間的交流是辛酸的淚，而老人和孩子的交流能露出更慈祥的笑。

夕陽雖好，近到黃昏，我們在笑問斜陽的同時，請不要辜負斜陽的那份曾經的美。

時代的烙印

時代的烙印

蔡元培的歷史使命

北大校園，在未名湖畔的小樹林中，有一尊銅像靜靜地矗立在那裡，周圍的襯景絲毫顯現不出這位偉人昔日的光彩。銅像前，我久久地佇立在那裡，瞻仰這位“學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學術典範。無論從他的人格、學識還是他所做出的歷史貢獻，對於這些，他已經成為一種符號，被定格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就是北後人尊仰的蔡元培先生。

我們知道，五四前後是一個創造的時代。這又不能不讓人想起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思想上的自由促進了文化的大繁榮。知識份子在這一時期所履行社會使命是其創造的動力，而創造時代的一個重要的標準是要具有一個更為寬鬆的文化心態。這在晚清奄奄一息的社會背景下，新生的革命政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意思形態領域，中國傳統教育與西方教育思想發生了劇烈衝突，大學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成為那個時教育家所肩負的歷史使命。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在那個學術*、教育陳舊的歲月；明智的文人再也不相信什麼那個時代的承諾。也正是清廷的頑固、垂死的學術體系註定了一大批學者的最終命運。就連大學者王國維也難於倖免。雖然蔡元培先生曾中秀才、舉人、進士，被點為翰林院編修，有很深厚的儒學功底。對國學也有很深厚的感情，但以他的個性他是不會步王國維的後塵的。因為在他的思想深出還有一個未了的使命。

先生一生奔走於教育與革命之間，兼有多種身份，既是中國*革命的先驅，亦曾擔任民國政府教育總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監察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等職，他還倡議成立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大學院，並被任為大學院院長。筆者認為他從政的目的並不在於他有什麼樣的政治抱負，而是在為他的教育理念付諸實際。

美國著名學者杜威曾經在北大任教兩年。他對蔡元培的評價是：“與牛津、劍橋、哈佛、哥倫比亞等頂尖學校的校長相比，蔡的專業知識比不過他們；可在教育上，他們比不過蔡。”

1917年元月，天津《大公報》一月九日號外：蔡孑民先生於上午九時，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在這場演說中，他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友。他曾自述：“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釋出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思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某種意義上說，他讓北大從一個專門培養官員的職業學校成功地轉變為一個研究高深學問的綜合大學，賦予了北大真正意義上的大學之名。人稱北大之父毫不為過。

1912年，他在就任教育總長時說：教育有兩種：一是隸屬於統治者的；一超越統治者的。前者的教育是純粹依附於政治的，沒有什麼獨立性與自主性可言。我們現在是共和時代了，教育應該有自己的獨立性、自主性，教育家應該立足於人民來制定教育方針，這樣才能真正提高我們的國民素質。

對於教育的制度化、政治化蔡先生是極為痛惡的，他嘗試著將還在襁褓中的新生教育觀念從傳統的定位中給解脫出來，從而實現學術上的自由化。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秉承了西方的“天賦*說”。但從他的思想核心中，我們知道，他一直把理論的思考和討論歸罪於政治，試圖從自己的政治地位中來解脫那種新生的教育理念。在做北大校長期間，當時軍閥百般阻撓，干涉大學教育，讓他感到力不從心。為了踐行自己的諾言，在北大他曾七次要求辭職。《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他說：“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便生出那許多官僚的關係，那裡用呈，那裡用諮，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的公牘。要是稍微破點例，就要呈請*，候他批准……，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麼？”他一直強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