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喜事時送的禮，它包括送給官員本人的“壽禮”（也叫“生日禮”，算入節禮），也包括官員的妻子、父母做壽，官員生兒子、生孫子等時節送的禮。

在朱成元案中被查處的博爾多，在山東布政使（代理）和安徽布政使任內給母親做壽時都有官員送禮。雍正元年（1723）五月山東任上，“濟南府的官員做備圍屏、杯、緞、銀如意、調羹送來上壽”，具體值多少錢不太清楚。第二年在安徽，“收受各屬壽禮，金銀、綢緞、玉器等項共計銀七千餘兩”。　。。

二　送禮簿的內容（3）

“謝禮”，是為了感謝上司推薦任官或保薦升官所送的禮。

除了上述的多種“禮”之外，還有其他許多名堂的禮，比如“盤庫禮”也是很常見的。所謂“盤庫”，意思是上司到下級衙門盤查銀庫、糧庫有沒有問題，一般是一年查兩次，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可能與檢查春秋兩季的稅收工作是否做得到位有關。咸豐九年（1859），張集馨回答道光皇帝的詢問說到四川總督每年春、秋兩次到布政司衙門盤庫，每次可得銀子1000兩。（《道鹹宦海見聞錄》）雍正二年代理廣西巡撫韓良輔在奏摺中則說到廣西不僅有“盤庫禮”1200兩，還有“閱城禮”1000兩，是視察部隊時軍官們所送的禮。另外州縣官員招待過境的高官，高官隨從人員會索要“抄牌禮”、“過站禮”等等名目的陋規。

送禮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不會赤裸裸地送銀子，而是與實物一起送的，實物當時稱為“表禮”或“水禮”。當然也有隻送貴重東西而不送銀子的情況。實物中的土特產叫“土儀”。當然，每次送禮時還要送“隨封銀”，或“單隨”，或“雙隨”。

以上名目繁多的“禮”，大概就是山東蒲臺縣令朱成元應該送的，也就是他的送禮簿中可能記錄的內容。那麼，朱縣令每年為了送禮要花掉多少銀子呢？據權威人士田文鏡說，沒有個三四千兩是不行的。（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摺）

問題是，這些銀子從哪裡來？山東州縣官員養廉銀是1000兩，這還是雍正改革後才有的補貼，在這之前只有45兩銀子的俸銀，要支付這麼多的“節禮”怎麼辦？它的結果只有兩個：一個是迫使山東州縣官員在徵收錢糧時以“火耗”等名義浮收；另一個是如果用得急，那就只有先挪用屬於國家正式財政收入的銀子，這樣就導致虧空。在朱成元的案子中，朱成元在蒲臺縣任上的26年共虧空26000多兩銀子，平均每年虧空1000兩。山東全省，據田文鏡說虧空達到200多萬兩。如果也以26年來計算，平均每年落下的虧空大約是10萬兩，山東共有一百來個州縣，平均下來剛好是一個縣1000兩光景。由此可見，蒲臺縣的虧空處於平均線上，這意味著朱縣令雖然不是什麼好官，但也未必是那種特別貪婪的官吏。

我們還可以推測一下送禮與州縣加派“火耗”的關係。山東有一百零幾個州縣，每個州縣每年送給上司的“禮銀”如果是3000兩，那麼總額就達到30多萬兩。而山東的地丁錢糧是300多萬兩（山東的稅收主要是地丁銀，其他方面很少）。這意味著，為了送禮，州縣官員徵收地丁錢糧時至少要加派10％的火耗。換句話說，山東的老百姓為了官員們的“禮”要在法定稅收之外多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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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送禮行不行？（1）

為了送禮，州縣官員只能向老百姓伸手。在這種到處都要送禮的官場秩序中，如果一個州縣官員想做清官，他能不能做得到？或者換個意思說，一個州縣官員不送禮行不行？答案很簡單：不行，絕對不行。

之所以說不送不行，這是由送禮的物件決定的，要知道下列幾類人都是得罪不起的，否則公事很難公辦。不能不送禮的人包括：一、上級，特別是頂頭上司；二、上級的親屬、家人、隨從；三、上級衙門的辦事人員；四、欽差或“過客”；五、京官，特別是京城高官，以及王公大臣和他們的親屬、家人、隨從。除了這幾類人之外，還有兩類人也是必須送禮的，不過關係情況比較特殊，留待後面再說。

（一）不能不給上級送禮

為什麼說不能不給上級送禮呢？有這樣一個例子：有個叫李皭的人在福建將樂縣當縣令，上級暗示要送禮。李皭是個清官，剛到任的時候就跟家人說明白：“當官除了俸祿其他都是貪贓，你們不要連累我。”衙門裡有二株桂花樹，開花的時候，李皭指著桂花樹說：“這樹是官物，你們有誰敢擅自攀折的，我饒不了他。”可以想見，李皭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