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1927），湖南湘潭人。光緒十八年中進士，分發吏部為主事，到部不久即以乞養請假回鄉居住。他是大藏書家，精於版本目錄，經史亦多有研究，在湖南甚有文名。葉德輝不喜“康學”，也反對梁啟超在時務學堂所作所為。他為此撰寫《〈輶軒今語〉評》以駁斥徐仁鑄。葉德輝的《明辨錄》，是其此期多篇書信與文章合刻，刊行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內容皆是批駁康有為、梁啟超乃至皮錫瑞的學術思想，其中大多數文章後刊行於《翼教叢編》。從陳慶年的日記可以看到，葉的著述在張幕中流傳。儘管葉德輝的政治思想與張之洞還有一定的差距，但共同的敵手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

第12節，

a米a花a書a庫a&nbsp；http：//www。7mihua。com

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1898年6月18日），陳慶年在日記中記：

“朱強甫見過，知康有為等為侍講學士徐致靖所保，著於二十八日照（召）見。下晚，王雪臣招飲，知是二十五日諭旨。或謂學士之子仁鑄主張康學。康黨如梁啟超，譚嗣同並尊康，黃遵憲亦附之，故均見保。翁同龢喜康，徐以是深結於翁。二十七日忽有硃諭罪狀，翁著開缺回籍。二十四日上諭，保舉宗室近支，又改為由朕親自檢視，懿旨復令所用新進大員須於奉旨後至太后前謝恩。以是知二十三日有上諭變法，殆亦翁主康說而然也。康之命意在解散君權，以便其改制之邪說。如朝廷知是保之由來，恐不免於罷斥。數日之間，能鼓動翁老至此，其勢力甚大，令人生畏。彼固不料甫逾一日，失其所倚也。南皮師知康學之為邪說，而不敢公發難端，作書與梁節庵雲：康學大興，可謂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之雲：賊猖悍，則討之，不當雲如何也。”

“王雪臣”，王秉恩，張之洞的核心幕僚，負責財政與洋務諸事務。康有為在京師的活動，一直是張之洞及其幕中關注的重點。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講學士徐致靖上奏保舉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五人，當日奉旨康有為、張元濟於二十八日召見，其餘皆召京。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被罷免。此二事為當時政壇的重大事件，然僅僅幾天之後，四月三十日，張之洞幕中已經對此展開了詳細的討論，以當時的通訊條件，必是京中有電報來。儘管他們稱四月二十三日變法上諭為“翁主康說而然”，與今天可以看到材料相比較，不那麼準確；但分析康有為、翁同龢、徐致靖、徐仁鑄之間的關係，分析“保舉宗室近支”出洋的諭旨變化，分析“新進大員”至太后前謝恩，皆屬對京中政治動態的準確把握。從上引陳慶年日記還可以看出，張之洞及其幕僚對康有為在政治上開始發跡，極為擔心；“南皮師知康學之為邪說，而不敢公發難端”一語，恰是張此時心態的真實寫照；張在給梁鼎芬的私信中稱“康學大興，可謂狂悍。如何，如何！”更可看出其憂憤且無奈之情狀。相同的記載，又見於《穗石閒人讀梁節庵太史駁康逆書書後》，稱梁鼎芬“見徐致靖薦康等數人，太史與張制府書言：禍在眉睫！”此後不久，張之洞發電其侄時任吏部主事的張檢，要求查清康有為召見的情況及任用的情況：“康有為召對詳情如何？政府諸公賞識否？康與榮有交情否？派在總署，想系章京，上諭系何字樣？到總署後是否派充總辦？有主持議事之權否？”

康有為向光緒帝進呈書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陳慶年在日記中記：

“過樑節庵，知康有為近奉旨修書，擬大張其學。餘謂彼十餘年間，銳其偏解，時出撰述，海內士夫不著一字以為匡救，故彼得猖狂至此。譬之西人日夜製造，到處行銷，以（吞）我之財，而我無一廠以與之抵制。雖撫膺湧氣，無益於事。故制彼無他術，在我輩造貨而已，何畏彼我！”

康有為於四月二十八日召開後，當面奉旨進呈其編寫的各國改制書籍，同時他也獲得了透過軍機大臣廖壽恆代遞其條陳的權力。康有為在光緒帝召見前，已進呈其著《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初次進呈本）和他人所著《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召見後又進呈其著《孔子改制考》（抄本，9卷）、《日本變政考》（第二次進呈本）、《波蘭分滅記》、《日本書目志》以及《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日本地產一覽表》。這些時呈書籍對光緒帝的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波蘭變政考》進呈後，光緒帝特別賞銀2000兩。這一情報也很快傳到了張之洞處。陳慶年從梁鼎芬那裡得知此事，“張大其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