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這個中國人百思不得其解，論聰明和點子，他自忖不輸給猶太人；論勤奮，他幹得絕不比猶太人少，甚至已經把猶太人用來唸聖經、守安息日的時間，全部用於工作；論節儉，除了看看電視，他根本沒有什麼娛樂。他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那些後來的中國人身上：

他覺得自己和他們，就像放在簍子裡的一群螃蟹，任何一隻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紛紛攀附在他身上，結果把它拉下來，誰也走不出困境。

螃蟹文化，就是競底文化的一個表現，每一隻“螃蟹”都被拉到底線，才肯罷休。

如果說東歐的這個故事，離我們太遙遠，那我們看看身邊發生的事情：

深圳寶安是一個電子產業集中區。李志強（化名）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在此開了十幾年的電子加工廠，主要承接美國的電話機訂單，也做少量的內銷。這樣的廠在深圳多如牛毛，品牌毫不重要，姑且把它叫志強廠吧。

中國人聰明嗎？中國人智慧嗎？（2）

志強廠這十幾年的風風雨雨，可算是中國製造業的一個縮影。最開始它從港臺商人手裡接單，幾年下來，摸熟了出口美國的渠道，就開始直接接單，到2007年，每年的出口額穩定在四億（元人民幣，下同）左右。

電話機是低利潤產品，李志強常常把自己的競爭戰略掛在嘴邊：“便宜就是硬道理。”他給我舉了個例子，這個例子集中反映了中國商人的思維方式，在徵得他的同意後，我詳細記錄如下：

電話機的座機和聽筒由於配重的需要，通常要裝加重塊，李志強剛開始從臺灣人手裡接美國訂單時，這加重塊的材料是鉛。

開放之初，民智未開，直到老老實實按訂單要求做了兩年後，李志強才去掉對電話機的神秘感。有一天他忽然腦袋“開竅”：這閃閃發亮的鉛，不過就是在機殼裡面增加重量嘛！他立刻把昂貴的鉛改為相對便宜的不鏽鋼。這一改，志強廠相對競爭對手一下子獲得1元多的成本優勢，接連贏得幾個大客戶。有那麼一段時間，李志強對自己充滿信心，與買方談判時的感覺好極了。

但很快，其他加工廠也知道了這個奧秘，隨即跟進，李志強又沒有了成本優勢，他不得不絞盡腦汁和對手們開展控制成本的比賽：

不鏽鋼換成上油漆的生鐵，再換成不上油漆的鑄鐵，加重塊的成本從1元多，直線降到了元。

還能不能更便宜呢？除了李志強外，寶安所有的電話機廠都在開動腦筋，不過似乎再沒有比鑄鐵更便宜的材料，這條削減成本的小路，彷彿已走到了盡頭。

但李志強沒有氣餒，他嚐到了甜頭，決心一如既往，這次他瞄準了水泥。

開始的試驗效果非常差，電話機裡的水泥塊經過野蠻裝運後，非常容易碎裂，李志強率領他的工程團隊展開“技術攻關”，經過數十天的不眠不休，做過數百次試驗，他在水泥中加細鐵絲，加纖維，用各種不同標號的水泥，不同的配方嚴格記錄試驗過程。最終，他獲得了成功，加重塊的成本降到了元以內。

這就是中國式的堅韌和智慧。

志強廠在酷烈的競爭中，又可以喘一口氣了。

我含著淚花聽李志強繪聲繪色地講完這段故事，心裡不禁在想，眼前這個中年謝頂、略顯憔悴的中國男人，在勞心費力做他的降低成本試驗時，他的試驗方法、苦幹精神、付出的努力，和當年偉大的發明天才愛迪生所做的工作，有什麼兩樣呢？

但愛迪生在試驗了上千種燈絲材料後，為人類發明了電燈，而李志強的努力，又換來了什麼？充其量不過是在電話機的成本控制上，再擰緊了一圈螺絲。

寫到這裡，我不禁問自己，如果猶太人處在李志強的角色，他們會怎麼做呢？

後來，我從志強廠的工友們嘴裡知道，當時寶安眾多電話機廠家都認為：加重塊的成本肯定可以降低，因此，在殘酷地爭奪外貿訂單時，紛紛預先考慮了這個“利好”因素，提前就把價格降了下來。

李志強為了留住大客戶，也不得不以臨近虧本的價錢接單。但他預期中的加重塊成本降低，卻遲遲沒有突破，為了維持工廠運轉，他對工人們開始極為嚴厲：加班的時間越來越長，為了剋扣工人工資，各種以降低成本為目的的罰款制度，快速出籠。因此工廠的熟練工相繼流失，產品質量失控，導致多次返工。

在不影響品質的基礎上，以廉價材料代替昂貴材料，是一種競優，李志強開始的方法就是競優。而此時他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