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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競底組織很難吸引高層次、一流人才的加入,同時也導致企業的後勁不足。
郭臺銘就很明確地稱富士康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裝置,一流客戶”。正因為自己用的是四流人才,所以可以毫不留情地對他們進行競底,同樣也不必過於追求管理的進步,因為競底就是最有效的管理。
顯然郭臺銘也知道,一、二流的人才是無法在富士康這樣的環境中生存的。他既不能容忍他們,也不需要他們。
無法避免的反競底
由於競底組織中的競底性,因此競底者與被競底者之間的衝突是必然的,而合作卻是偶然和短暫的。
當競底者和被競底者的力量相差懸殊時,這種潛在的衝突可能一直處於隱蔽狀態。通常的表現是:被競底者不同意競底者的意見時,保持沉默、消極被動地執行,但被競底者也在一直窺探競底者的實力變化,如果他們感到自己擁有更多的力量,那麼隱含的衝突就很容易公開化。
競底者很難從積極的建設性的角度來看待衝突,他們總覺得衝突是對自身權威的挑戰和蔑視,因此強勢的競底者喜歡透過壓服解決衝突,他們不願意接受談判,因為談判將使自己顯得缺乏競底實力,從而醞釀更大的衝突發生。比如最近重慶、海南等地的計程車司機*事件,就是因為他們已經被計程車公司競底到艱難的生存危機,而不得不採取極端的*事件來解決。
而理性的競底者通常會選擇有限度的溝通,他們傾向於讓大家認為衝突的發生主要來自於溝通不良,而不是由於競底戰略所必然產生的。這種方法在衝突剛剛發生時往往能夠奏效,但次數一多,將會引起被競底者的警惕而漸漸失去作用。聯想最初宣揚“家文化”,強調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但是當聯想開始裁員時,“聯想是我家”的口號就顯得很蒼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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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聰明嗎?中國人智慧嗎?(1)
(代前言)
2008年,中國經濟形勢陡然緊張,大批企業關門倒閉,許多大學生畢業等於失業,這與國際大環境有關,但更多的是中國人本身的問題!
這些問題,源自中國人的選擇!
競底策略使中國有過輝煌的“奇蹟”,但也造成了結構性的困局。如果不使這種策略升級進化,它還將決定中國人的未來。
中國人喜歡將自己與猶太人相比,他們稱善於做生意的溫州人、潮汕人為“中國的猶太人”,在此簡單舉個典型案例,比較猶太人和中國人做生意的模式:
東歐某個城市在城東和城西,各修築了一條新馬路。於是,猶太人在西邊,中國人在東邊,各開了一家修車店,他們的價格都很公道,服務非常好,兩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紅火。
不久,另一個猶太人在西邊發現,人們來修車時,常常要費時等待,他就在修車店的旁邊開了個餐館,專營猶太美食,不久就聲譽鵲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車,也願意光顧。
而在城東,另一箇中國人看修車生意好做,就在街對面克隆了一家新店,為了招徠顧客,他按照對面老店的價目表,九折收費,兩家店的關係有些緊張,但大家的日子還能過。
又過了一陣子,另一些猶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來越多,就漸漸開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學校,西邊慢慢形成一個繁榮的新興社群,房地產也開始增值。
而在東邊,更多的中國人來開了修車店,價格戰變得白熱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面前詆譭自己的同行,為了控制成本,店主們不惜剋扣修車師傅的工資,甚至在修車時以次充好,偷工減料。於是,高水平的技師都流失到西邊猶太人的修車店,不太在乎價格的優質客人也不來了。
慢慢地,城東西的修車業務出現了“產業分工”:高價車、新車都到城西維修保養,儘管那邊修車的價格平均是城東的三倍;而二手車、廉價車都到城東,儘管他們的服務差強人意,但畢竟收費低廉。
於是,猶太人的修車店賺得盆滿缽滿,而城東的中國人雖然很辛勞,卻在苦哈哈地熬著,僅混了個溫飽。
再後來,最先在城東開店的那個中國人下定決心,準備貸一筆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裝客人到猶太人的店裡去考察,發現猶太人用賺來的錢買斷了幾項專利,修車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質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時城西因為成了旺區,房價和房租都上漲了120%。中國人發現,如果在猶太人的店鋪旁再開個店,憑他現在的資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