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送給任何一位朋友。就連老作家峻青打電話向我要《非命》一書，我都說，這本書沒辦法送！

後來，當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我的《名流側影》一書的時候，我把《非命》中被刪去的第四章改名為《戴厚英和〈人啊，人！〉》收入書中。出版之後，至今沒有聽任何人說起“有問題”——當然也就沒有“出問題”。第章追蹤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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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寫傅鷹注意起反右派（1）

我應嚴慰冰之妹嚴昭之約，為我的老師、北京大學副校長傅鷹教授寫了報告文學《敢說真話的傅鷹》。

傅鷹先生是北京大學原副校長、著名化學教授。

記得在1957年，我剛入北京大學化學系，一年級的普通化學課程便是傅鷹先生親自講授。上第一堂課時，鈴聲響了，教室裡鴉雀無聲。這時一箇中等身材、微胖、戴著眼鏡的老人，踱著八字方步走上講臺。他一聲不響，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這麼幾個字：“緒論——化學的重要性”。寫好他回過頭來，這才用北京口音說道：“關於化學的重要性，就不講了。因為在座的諸位，都是以第一志願報考北京大學化學系的，都是深知化學的重要性才來到這兒的，所以用不著我多講。下面，我就開始講第一章……”傅鷹先生就是這樣，在教學上很注意抓重點，抓難點，詳略分明。凡是學生容易懂的或已經懂的，一筆帶過，叫學生自己去看看講義就行了；凡是學生不容易懂的概念、公式、定律，他就反覆講、詳細講。他老是愛講這句話：“學化學，不能鬍子眉毛一把抓，要記住牽牛要牽牛鼻子，抓住關鍵。”

傅鷹先生講話饒有趣味，學生愛聽，課堂上常常爆發出一陣陣笑聲。記得有一次上課之前，傅鷹先生在黑板上寫了“愛死雞，不義兒”六個大字。同學們見了，議論紛紛，不知道傅鷹先生今天要講什麼。後來，經傅鷹先生一講，這才明白過來：在最近的考試中，他發現好多同學寫外國科學家的名字時很隨便，愛怎麼譯就怎麼譯，以為只要音近就可以了。傅鷹先生說到這裡，指著黑板上的六個字，問大家知道不知道？原來，他仿照同學們亂譯人名，把我國著名哲學家艾思奇譯為“愛死雞”，把英國著名化學家波義耳譯為“不義兒”。直到這時，同學們才恍然大悟，笑個不停。從此，我們都深刻地懂得了亂譯人名的壞處，記住人名的標準譯法，並且遵照傅鷹先生的意見，一定要同時記住外國科學家名字的原文。

傅鷹先生講課時，概念講得非常清楚，善於用非常形象、淺顯、明瞭的語言，講明抽象的科學概念。比如，他講什麼是物質時，是這麼說的：“化學既然是物質的科學，第一個問題當然是：什麼是物質？這個問題似乎很簡單，實際上卻非常複雜。物質的定義幾乎和女子的服裝一樣，可以有多種多樣的。我們沒有工夫去敘述這個概念的歷史。化學是一種實驗的科學，因此我們從實驗的觀點給物質下一個定義：凡是有重量的東西就是物質。根據這個定義，思想、道德、感情等等全不是物質，而鋼鐵、石油、饅頭、肥料等才是物質。”正因為傅鷹先生講課條理清晰，深入淺出，所以使我們得益不少。普通化學是一門基礎課。傅鷹先生講課時，除了講述基礎知識之外，還常常講在這門科學中，哪些問題現在還沒搞清楚，需要進一步研究。當他講完了這些科學的“X”之後，就用目光掃了一下課堂，然後語重心長地說：“解決這些難題的重擔，落在你們這一代的肩上了。”他在講義中，也多處寫道：“這些難題，有待於新中國的青年化學家們努力啊！”後來，傅鷹先生對青年一代的這些熱切期望，竟被說成是“腐蝕青年”、“鼓動青年成名成家”。其實，像他這樣國內知名的教授，願親自給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上基礎課，正是體現他對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傅鷹先生除了上大課之外，有時還親自上習題課，或到實驗室裡觀看同學們做實驗。有一次，我在做實驗時，把坩堝鉗頭朝下放在桌上，傅鷹先生走過來，一句話也不講，把鉗子啪的一聲翻過來，鉗頭朝上。然後只問我三個字：“為什麼？”我想了一下，說道：“鉗頭朝下，放在桌面上，容易沾上髒東西。再且坩堝鉗夾坩堝時，髒東西就容易落進坩堝，影響實驗。”他點點頭，笑了，走開了。雖然這次他只問我三個字，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從此，我不論做什麼實驗，總是養成把坩堝、坩堝蓋之類朝上放在桌上的習慣。

採寫傅鷹注意起反右派（2）

還有一次，我鬧了個笑話：那時我剛進校不久，聽別人喊傅鷹為“傅教授”，誤以為他是“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