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要問理查和我的關係，我該說什麼。但里昂什麼也不問。便衣福茨走了之後，他馬上坐回去，端起選單認真讀著。似乎剛才是個陌生人向他問路。

我們要了兩個菜，加上稅和小費，共十六塊九角。我拿出三塊九角，在賬單上寫了我的名字，放在桌上。想了想，把九角硬幣拿回，換成一元鈔票，如果里昂問我付這點錢是什麼名堂，我會把失業的事告訴他。但他一個字也不問。出門後他淡淡道了聲謝，告訴我他已很久沒吃這麼飽了。

離他的排練時間還有兩個多小時。沿街某家燈光幽暗的酒吧在奏音樂，是慢搖滾，旋律被寒冷的夜晚吸去，只感覺打擊樂在人的內臟深處震盪。我們走過它的門口，正好有人剛進去，我看見裡面滿是暖洋洋的人影，一些白色裸露的肩膀浮在幽暗上面。

你冷得夠嗆吧？里昂忽然問我。

天是夠冷的。我紅著鼻子對他笑笑。

給你。他塞給我兩隻手套。

我十根手指立刻被帶一絲潮意的溫熱所包裹。里昂單薄的體溫這樣直接進人了我。手套右手的食指裂了個口，上面裹了一圈透明塑膠膠帶。膠帶在寒冷中變得極硬；我無意中以它去撩頭髮，感到它像刀鋒一樣在我臉上刮過。

這是王阿花乾的。他說。

我怔了怔：什麼？

用膠帶補手套。他說：王阿花用膠帶補牛仔褲，補所有的東西。

我看一眼裡昂。他的日子裡有許多東西要補：該補些營養，該補些暖和……

他又說：我當時說，肯定補不牢的。可是，已經兩年多了。

我感覺到他臉上細膩的笑意。那是王阿花在離開他，投奔海青之前為他做的最後一件事。

這時我們走到一個“自覺付費”停車場。里昂的車停在裡面。一輛七十年代末的“福特”，引擎一發動它鋪天蓋地的轟鳴如同“攻克柏林”。車裡有股年代悠久的皮革味。我坐到左邊座位上，見面前小平臺上有個小鏡子。我拿起鏡子，又想，我這是幹什麼？趕緊把它擱回去。這個動作讓里昂看見了。

你想我這個車常有女人坐，是吧？

是不是呢？我笑眯眯地看著他。

鏡子是王阿花的。他說，車上不少東西都是她的。一直想湊到一塊給她送去。一直也沒送。

他沒說什麼原因“一直沒送”。他非常會避開事情重要的地方。車駛出停車場。出口左側有個豎著的木箱，高度恰抵車窗，上面有個橫開的小口子，比郵箱上的投遞口小几倍。按說該往裡面扔兩塊錢。里昂根本對收款箱沒有知覺。他對許多規範生活環節都沒有知覺。車發出坦克的聲響，在出口處兇狠地低吼，隨時要衝出去攻打芝加哥。里昂微微在嘴角上用著勁，眉心被兩條濃重的眉毛擠窄了。他不斷扭頭看著馬路上過往的車，他臉上的表情像說這些駕八成新的“HONDA”、“TOYOTA”、“VOLVO”的人們惹他反感和蔑視：這個龐大而愚蠢的中產階級，好像真有什麼有趣的事等著他們，值當這樣行色匆匆似的；他們無非是趕路回家，躺在長沙發上看電視或打瞌睡，吃低脂土豆片或無糖冰果凍。他的車貓在那裡，終於瞅準一個空檔。里昂一踏油門，就潛人了車流。

開了五分鐘，里昂轉過臉問道：你想去哪裡？

我想他兩年前就這樣溫和地遷就王阿花。我說：我不知道，我以為你有地方可去。

你本來打算今晚做什麼？他又問。

你呢？

我？他微笑起來：我沒有計劃赴宴。我怎麼知道會有人請我吃晚飯。

我的計劃也打亂了。因為我原先也不知道我會請你吃晚飯。

沒關係。

什麼？我的頭離開了車座枕墊。

你是不是很怕失業？他眼睛用力盯著路口的紅綠燈。他連盯紅綠燈也會這樣專注。里昂如果沒有這樣獨特的專注表情或許是個相貌平平的人。

我說：你怎麼知道我失業了？

他把車駛過路口，這期間他一直緊抓著我的注意力。

我當然知道。他說，我過去常常失業。我做過起碼二十家餐館。一看就知道你給炒了魷魚。我是過來人，所以要你知道沒什麼可怕的。

車裡暖氣充足，我又把腦袋靠回去。

我來的時候路上就想，你一定給炒了魷魚。一聽你電話上的口氣就知道了。有什麼可報復的？

什麼報復？我不懂他幹嘛用這字眼。但似乎這字眼用得頗恰當，準確戳在某個痛處。

別發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