氾濫及政策對拉丁美洲的腐蝕作用；伊斯蘭教徒感覺失去了尊嚴而有可能帶來的後果；前後不一致的日本政策、韓國新的民主政體以及中國重新崛起的意義。艾滋病的迅速傳播以及流行更為廣泛的瘧疾及肺結核病，均被視為遙遠未來的問題。同樣不受重視的還有以下預告：到2025年，世界人口的1/3將會缺乏潔淨的飲用水；不斷上升的海平面及洪水將使埃及和巴基斯坦這類地區的小麥產量減少20％到50％。當然，提及這些事情有些太魯莽，而且會干擾來自華爾街的更為重要的訊息。

結果是，20世紀雖然在1991年的聖誕節可能已告一段落，但21世紀實際上直到2001年9月11日才真正開始。在這一天，對世貿大廈和五角大樓的襲擊清楚地表明，歷史仍在進行之中，全球化不一定就是有魔力的靈丹妙藥。這次襲擊觸發了影響深遠的全球關係的轉變，美國的一些老朋友看起來更像是對手，而一些老對手卻更像是盟友。

歐洲

這些轉變在歐洲最明顯不過了。長期以來，美國與歐洲一直保持著最重要的國際關係。儘管美國誕生於對英國及歐洲很多東西的反叛之中，但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中所表述的觀點都源自歐洲人的思想。正因為建立在民主、人權及反抗壓迫的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聯盟才贏得了冷戰的勝利。美國與歐洲的聯盟造就了幾個關鍵的全球性經濟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正是由於美國和歐洲經濟的相互作用，全球化程序才得以啟動。美國在歐洲的投資達八百億美元，遠遠超過其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投資的總和。美國在歐洲所設公司的產值約佔歐洲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歐洲在美國的投資額也大致相同。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0萬億美元，歐洲為9萬億美元，兩者加起來幾乎佔全球經濟的60％。正如前任世貿組織總幹事、現任英國石油公司總裁的彼得·薩瑟蘭對我所言：“我們這個聯盟的成功與否，對全球系統的執行至關重要。”

薩瑟蘭說的一點不錯。正是這一事實使得美歐聯盟之間日益增多的麻煩現狀令人十分擔憂。雖然皮尤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歐洲人仍對美國持肯定態度，但是比例卻低於世界上其它大多數地區，而且該比例還在下降。在2003年1月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02年春季的比爾德堡會議，以及2002年春天的跨大西洋政策網路會議上，來自大西洋兩岸的工商業、政府、媒體及學術界的高階領導人注意到，美國與歐洲之間的分歧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大。“9·11”之後，美國請求北約宣佈在阿富汗參戰，在得到北約響應後，卻又拒絕歐洲盟國實際提供幫助，理由是歐洲人只會拖延戰事。此舉不僅傷害了歐洲人的自尊心，而且對聯盟的使命提出了質疑。當美國急欲對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尋求軍事解決時，歐洲則堅持認為，應該遵守聯合國決議，對伊拉克承諾的武器銷燬工作進行核查。實際上，德國總理格哈特·施羅德發誓，德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支援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美國新的預防性和先發制人的戰爭原則，在比我們更熟諳戰爭的歐洲敲響了警鐘。當美國拒不簽署京都議定書、國際刑事法庭公約以及其它條約時，歐洲則繼續前進，以使這些條約在沒有美國簽署的情況下依然可以生效。另外，諸如變基因食品之類的有關情感問題的貿易糾紛，亦如雨後春芛般地顯現出來了。

此外，辯論這些問題的口氣也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硬了。美國的老歐洲朋友感到失望，並有些叛逆表現。歐盟前任專員艾蒂安·達維農對我說，“美國正在將北約改變成一個志願者聯盟。”《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說，“美國過去有個很好的優點，以世界的利益為美國的利益。而現在所有這一切都被拋棄了。如今的美國令人恐懼，因為它不受約束。左翼人士一向認為美國是個無賴國家，現在連中間人士也這麼認為了。”

在許多歐洲人看來，美國似乎已經背棄了支撐著全球機制的價值觀，而且用沃爾夫的話說，它選擇了“有勢就有理”的價值觀。在美國方面，國防部副部長杜格·菲斯把美國對北約的政策稱作是“讓這個怪物繼續活下去”的政策，而白宮的一位官員則稱歐洲人是“共安樂而不共患難的朋友”。羅伯特·卡根2000年在他所著的那本倍受關注的《論天堂與強權》一書中稱，“歐洲來自金星，美國源於火星。”他還認為，歐洲在軍事上的虛弱，往往會使它對美國採取綏靖和牽制的策略。在美國，歐洲的形象正逐漸變得不僅是對美國姑息遷就，而且是反民主、反市場，閉關自守，一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