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樣，開始在黑板上寫起數字來。“開復，你看，如果你去微軟、蘋果或者IBM，你的薪水最多是每年8　萬美元左右，如果你留在卡內基·梅隆，你的薪水是5．5　萬美元，但是，”恩師提高了嗓音，“你在這裡教書，每星期你只要上4　天班，剩下的一天，你可以給這些一流公司做技術顧問，薪水大約是每天1　000美元，你可以做50　天，這樣你就可以得到5　萬美元的額外收入啦。”“5．5＋5=10．5》8”，瑞迪像演說家一樣，把這個簡單的數學公式寫在黑板上，“怎麼樣，開復，你覺得還值得嗎？”瑞迪教授早就為我想好了收入問題，他像邀請一個足球隊員上場作戰一樣，拍著我的肩膀說，“來吧，小夥子，加入吧。”看到老師這麼熱情，又這麼頑皮，我忍不住笑了。在恩師的盛情邀請下，4　月，我決定留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書。那個時候，各大計算機公司的人還在不斷向我“暗送秋波”，不過，我不再陷入選擇的痛苦中，對於所有的邀請我都婉言拒絕了。無論出於自己的愛好、利益，還是對恩師“知恩圖報”，我都認為，留在這裡繼續教學和研究，是一個完美的選擇。因此，我買了人生中的第一棟房子，在匹茲堡安頓下來。

26　歲，我成為卡內基·梅隆裡最年輕的副教授。接下來，我度過了兩年相對輕鬆安逸的日子。在學校教書是相對輕鬆的，熟悉的環境，熟悉的同事，讓我輕鬆度過了從學生走向社會的過渡期。由於留校，我繼續在語音識別方面進行研究，因此我的恩師瑞迪教授又成功地向國防部申請下每年　100萬美元的研究經費，他會劃撥一些給我，加上我自己每年也有6　萬美元國家科學基金的經費以及4　萬美元德州儀器提供的經費，這樣一來，我每年可以得到20　萬美元左右的科研經費。那時候，我招收了愛丁堡大學的博士生黃學東在我的小組裡做博士後，又帶著三個博士生，因此，這個五人小組繼續在“語音識別”的課題上探索，每年國防部的測試中，我們都會勝出，保持著最精確語音識別系統的桂冠。正如瑞迪教授預想的那樣，我果然受到各種各樣科技公司的邀請，成為一個計算機技術顧問。這是一個相當輕鬆的工作，有時幫加州語音公司修改程式，有時幫紐約電話公司做語音計劃的審批，或是幫矽谷風險投資公司分析案例。那是我“走遍美國”的日子，我通常會在週末提前飛到目的地，先大吃大喝兩天，看看街景，週一才會去幹“正事”，那時，我最常飛的兩個城市是舊金山和洛杉磯。每次我到了洛杉磯，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一家自助餐廳吃飯，那裡的最大特色是生魚片和壽司無限制供應，我第一次來到這裡就“大喜過望”，以後便成了這裡的常客，每次都吃到出門只能“橫著走路”。過了幾年，這家叫做“燈塔”的連鎖店發展到整個美國，證明了我的確是“獨具慧眼”。

那段時間。東京和臺北的研究所也會請我去作演講。當時去東京的研究所，研究員們全部像醫生一樣穿著白色的大褂，我走進會議室準備作演講時，他們全都畢恭畢敬地站起來熱烈鼓掌。研究員們聽演講的時候，神情非常專注，但是他們通常很害羞。當我說“如果有問題，可以向我提出來”的時候，他們總是很安靜，什麼問題也不問。而研究所的所長經常在演講之後請我吃飯，在吃飯之前，他畢恭畢敬地遞過來一隻白色的大信封，裡面是我的顧問費——1　500美元。

那段時間，父親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他在我們匹茲堡的家裡前後住了半年左右。父親還是孜孜不倦地作著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為我們樹立了讀

書人的典範。每天早上我上班時，會開車把父親送到匹茨堡大學的東亞圖書館，晚上下班時接他回家，中午他就買個簡單的三明治在圖書館裡吃。他總是告訴我們，作為中國沒落和崛起的一個見證人，他有義務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他所看到的一切、所研究的一切寫下來，留給後人。

一個80　歲的老人如此用功，讓我們全家都非常感動。有一天，我發現他書案的玻璃板下壓著一張紙，上面寫著“老牛明知夕陽晚，不待揚鞭自奮蹄”。這確實是父親自我鞭策、奮鬥不懈的最佳寫照。

這段時間，我和父親有了更多的接觸。他對中國的愛，非常明顯地顯露出來。儘管父親還是言語不多，沉默寡言，但是提到中國的時候，眼神裡總是流露出悲傷和懷念。他一直期望家人中有人能夠回到中國工作。但是哥哥比我大26　歲，定居美國多年，因此他對哥哥的迴歸已經不抱期望。因此，他總是在問我：“是不是有機會把你做的最先進的研究帶回祖國？”而年輕的我，總是無法